1926年的李济，虽然只有30岁，却已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负责人类学、考古学课程，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五大导师”一年有余。这一年的小年当天，李济离开北京奔赴山西，在介休考察窑房、对居民做体质调查，到绵山考察佛院，至临汾考察尧都……直至发现西阴村遗址后两天，李济才结束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

上世纪60年代初，李济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做破损铜器粘合试验

未曾想在归途中，李济患上了斑疹伤寒，返京后一病不起。李济家人又错信民间偏方，一度耽误了医治，李济险些病危。所幸赵元任的夫人断然做主，将李济送至协和医院，他才转危为安。大病初愈，西阴村的情景又在李济脑中浮现，病榻之上，他便开始为考古发掘做起了准备。

李济为何要发掘西阴村，如今已有不同观点。如考古史学者陈洪波认为，当时安阳殷墟已通过出土的甲骨文被确定为商代晚期都城，“西阴村所在的夏县是传说中夏朝王都的中心，李济看来想碰一下运气，看是否能够在这里找到夏的踪迹……”当时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先秦史抱以普遍的怀疑态度，寻找夏代的考古学证据，自此便成为当时乃至今天中国考古的焦点问题。但也有学者如北大的孙庆伟认为，李济是想通过调查和发掘史前遗址，回应安特生——这位瑞典的地质学家根据他1921年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彩陶，发展出结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中华文明可能“西来”。当时中国学界自然无法认同这种观点，但因为尚未自己主持过考古工作，所以也拿不出可资反驳的实证。

此外，选择西阴村还有一些学术外的考虑。譬如梁启超向李济推荐山西，因为那里治安稳定；虽然到最后时任山西省长阎锡山没有回复国学研究院的公文，但山西内务署负责人被李济的诚意所感动，代表省长批准了发掘。此外，“史前遗址不含任何金属品，可以避免挖宝的怀疑”，“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埋葬，所以很少引人注目，可以减少公众反对挖墓的意见”，也成了选择西阴村的原因。

虽然最终李济在西阴村发掘短短两个月，既没有发现传说中的夏都，也没有发现中华文明并非西来的铁证，但发掘出的大量陶片与半枚茧壳等新石器时代遗物，仍可谓收获颇丰。只是当时国人还不能理解考古的意义，李济用了9辆大车、五六十匹马骡走了9天，才把60箱陶片运回北京。有人问：“花了这么多钱，难道就为了这些破陶片？”而有故作聪明者回答：“这些都是科学标本，运回北京化验后，可以提炼出值钱的东西……”

比发现的遗物更为重要的，是西阴村发掘为考古这门从西方引进的全新学科，在中国奠定了科学的方法。李济使用的“探方法”（挖8个2米见方的方坑发掘）、“三点记载法”（记录三维坐标）、“层叠法”（记录人工层位）等，都与如今国内外考古工作的方法一脉相承。

其实严格来讲，李济并非考古学出身。最初在“清华留美预备学堂”7年半，他就涉猎广泛，出任过清华演剧队队长，发起过砥砺品行学问的学生团体“新少年会”。到1918年他登上奔赴美国克拉克大学的客轮时，准备就读的也是心理学。待两年过去，他来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研究方向才变为人类学。在美国，通过田野发掘获得研究材料的考古学，往往被视作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一个分支学科。不过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虽然让李济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美国人类学会会员，但文中使用的知识与方法，仍是非考古学的体质人类学等。

只是李济从美国归来后，作为国内绝无仅有的人类学博士，很快就被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源吸引而去：1923年，他在新郑李家楼大墓小试牛刀，采集材料虽不足一个月，日后却做出了细致的研究——《新郑的骨》。及至西阴村发掘，李济已成长为当时中国当之无愧最专业的考古学者。1928年，他实至名归地加入由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傅斯年主持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成为当时中国考古的实际领袖，并开始执掌后来被称为“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系统展开之始”的殷墟发掘。

殷墟考古的辉煌与艰难

从晚清在殷墟发现甲骨开始，殷墟就既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又成为各方势力盗掘的对象。傅斯年选择殷墟作为史语所乃至当时中国考古的主战场，当然有看重此地作为商代都城，有文字材料、年代明确、学术意义重大的考虑，但也有抢在盗掘者之前发掘以保护殷墟的目的。1928至1937年，史语所先后在殷墟发掘15次，几乎全考古组齐上阵，声势之浩大，在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史上无可匹敌；发现的宫殿、宗庙和帝王大墓，则将3000年前商王朝的辉煌背影从无到有勾勒而出。

考古工作新鲜而神秘，影响力随即扩散至圈外。1930年李济在济南出席一场新闻发布会，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当地文化人把大厅围了个水泄不通。自由提问中，记者直接抛出了考古和盗墓有何不同的问题。李济的回答，可谓殷墟发掘方法的概括：“考古不是挖宝，因为在我看来，对于增进我们关于历史的学问来说，地下的瓦砾骨头与黄金珠宝并无区别。”“（盗墓贼）之卑劣采集手段，导致广大公众对古器物之出土地点、层位及连带关系无从得知；而此种知识乃为进一步系统发掘所必具备……科学发掘之结果，不仅能以古代遗址及遗物之科学价值取信于公众，并能促进对其施加必要保护，并传布科学考古学知识之进步。”

但是，在殷墟考古辉煌的成绩背后，这10年间坐镇现场或后方的总指挥李济所面临的艰难，其实层出不穷。

首先是盗墓。古董商利诱盗墓贼，盗墓贼又与地方军官勾结，致使盗墓屡禁不绝。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1934年，据史语所的石璋如回忆：村长跑来打听，“中央”是否派遣了“中央夜晚发掘团”？石璋如等人带军警到现场查看，果然是县府官员做了盗墓贼，谎称史语所是“中央白天发掘团”。猖狂的盗墓贼甚至与军警交了火，后被缴械带至县政府，但最终此事仍以不了了之收场。

其次是土匪。1936年发掘团发现了藏有1.7万余枚甲骨的127号灰坑，为了妥善发掘，发掘团决定将整个灰坑切割起取至南京。切割下来的土块重达3吨，搬运工作十分缓慢，当地的土匪就打起了抢甲骨的主意，一度鸣枪希望吓跑考古队员。所幸发掘团“已经准备好士兵藏在附近高土堆，见土匪射击也就居高临下回击”，土匪也就未再轻举妄动。

再次是与地方的矛盾。河南省图书馆馆长兼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抓住李济等人为保护文物免遭军阀战火，曾携少量文物返回北京的“把柄”，倚仗冯玉祥掌控的河南地方政府拥兵自重，“中央”束手无策的局势，声称河南考古不容外省人越俎代庖，对史语所的发掘百般阻挠，如出价收买知道文物消息的村民，用“无记载、无照相、无方法，挖完了不知是怎么回事”的所谓“考古”破坏殷墟，以致史语所一度被逼出河南，只得转战山东龙山镇发掘城子崖遗址。而李济甚至因此请辞考古组主任，“安阳工作进行无术”，被中研院院长蔡元培力劝才回心转意。

第四是对考古的误解。村民对考古不明所以，状告李济“故意侵及民墓”也就罢了，1934年，更闹出过一起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大公报》上批判考古的“公案”：“近年以来，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忽起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之风。在学术界中，或多视若当然；而在爱国爱民者，则痛心疾首，呼吁无声，哭泣无泪。中国今日贫弱极矣，学术教育败坏极矣，应作之事不知其几千万，何必发墓，然后为学？”他要求“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所幸蔡元培坚守在史语所一边，以自己名义在各大报纸刊出驳戴季陶的公开信，夺回了舆论。

最后一项艰难则远大于前四者，以致一举终结了史语所在殷墟的岁月——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安阳落入敌人之手，日本学者开始了对殷墟的非法发掘……

“一个巨人消失了……”

1940年，李济和史语所，以及他1934年接手出任主任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来到川南古镇李庄，这一先后云集了中研院社会所、营造学社等机构专家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此之前，从南京出发的李济，已辗转长沙、昆明，躲避着日军的空袭，押送着国家的文物，撤退了两年多。此后的6年，直至抗战结束，他在此一边整理殷墟的陶器材料，一边指挥史语所与中博院就地发掘四川的彭山汉墓、成都前蜀王永陵，两度深入西北考察，在成都、重庆举办“远古石器展”……李济劝勉同仁：“不要问在第一线的忠勇将士抵抗得了敌人吗？我们应当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是否敌得过敌人。”

但躲过了日军炮火的李济一家，仍未被死神放过：1940年李济生日当天，他的次女、刚刚初中毕业的李鹤徵因急性肠炎，在病发不足三日后撒手人寰。转眼1941年底，李济的长女、即将高中毕业的李凤徵又感染了伤寒，坚持到第二年初也终告不治。自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儿”的李济，两女一儿入西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与他同回南京的子女，只剩了儿子李光谟一人。但1945年之后的3年，不仅没有让李济来得及重启殷墟发掘，反倒成了他在大陆的最后时光。1948年12月22日，李济督运着装载有史语所重要图书、设备以及故宫迁运文物的轮船，挥别大陆，去了台湾。李济选择了守护殷墟的文物，而因此，他又失去了他的儿子。

2005年李光谟曾向《李济传》的作者岱峻回忆，解放前夕他身处上海，“父母一天一个电报，把飞机票买好了寄来……那时机票比黄金还贵”。但“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那一年，我22岁”。

自此，李济与李光谟的余生分道扬镳。1959年，大陆的《考古》杂志发表《批判李济的反动学术思想》，称“李济是美帝国主义一手扶持起来的所谓‘考古学家’，过去在中国考古界长期篡窃着领导地位……”而服从组织安排，后成为著名马克思哲学理论翻译家的李光谟，“文革”期间也被“大字报”批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李济的亲生儿子”。

但近年才公布的材料表明，其实二人1960年于珠海拱北海关有过一次秘密而短暂的相见。李济解放前的高徒、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的夏鼐，还曾为此次相见写下一封后来被李光谟称作“劝降书”的文字。只是既已“选边”，尔后怎能轻易反悔？李光谟回忆，当年临走时，便衣提醒他千万别跨过边界线，结果他在递给母亲香蕉时仍越了线，当即被便衣提醒——“他们（父母）过去了，我不能过。”

1995年李济虚岁百年诞辰，受邀赴台的李光谟终于来到了父母的墓前，敬献了花篮。他发现，“对父亲其实有着很深的感情”，“越来越觉得他这个人很了不起”。之后直到2013年辞世，李光谟一直致力于李济遗著的编校整理。

另一边，来到台湾的李济，婉拒了美国多家大学的长期讲学邀请，将余生献给了两大事业：一是筚路蓝缕，建立、兴盛起台湾的考古。他出任迁至台湾的“中研院”史语所第三任所长，后又两度代理“中研院”院长。他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大力推进台湾岛的考古工作。他桃李满园，改革开放后给大陆考古带来深远影响的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就是李济在台大的高徒；李济到台湾后过继的内兄之子李光周，后来也在台大、哈佛读到考古人类学博士，并继承了父亲衣钵，执教台大。二是恪尽职守，完成对殷墟的研究。当年发掘殷墟的同仁，时过境迁早已星散，李济觉得，把对殷墟的研究完成，是他的责任。他综合15次殷墟发掘的材料，至1977年终于完成了《安阳》等著作，对当年的考古工作做了总结性回顾。至他生命的最后年月，他还坚持每周去一次台北“故宫”。“先生便扶着铁架，一步步缓慢而艰毅地走到书桌前，仔细端详准备好在桌上的青铜器，神情如此专注，如此不厌其烦……”

1979年7月，83岁的李济还曾表示，他正计划自己的最后一本著作，“要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半个月后的8月1日，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纪念日，上午9点半，身处大陆的李光谟的女儿在家莫名其妙摔了一跤，磕掉了包括门牙在内的4颗牙。三周后李光谟收到讣告，就在8月1日上午9点半，李济心脏病猝发，驾鹤西去。后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除了在书房见到5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赠送的两三件仿造艺术品，未发现一件古董。

正如张光直曾对恩师的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