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代表作有《一地鸡毛》《故乡》《一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

雾霾偏爱十月份的北京城。采访那天，刘震云风尘仆仆地赶来，满脸通红，短袖外面套着个黑色羽绒服，束脚的运动裤，轻轻便便。爱运动的人都知道，他那身装扮是随时可以跑起来的。

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打开门，他操着浓厚的河南腔：“采着呐？”朴实而亲切。

刘震云的语速很慢，可是思维却像脱缰的野马，时而迸出闪亮的星星点点。他善用比喻，大树、海洋、河流、大象、狮子、猫和老虎等在他的口中层出不穷，说是为了让人好懂，记者也好写。他用嬉笑的态度，将纷乱的外在表象皮毛，砍得干干净净，抓住最本质、最内在的东西，可是细想一下，又觉得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本质，一切都被他的言语和思维解构了，只剩漫天飞舞的话语碎屑。

将你绕到他的逻辑里后，他像村口大爷一样，躬着身子，屈着个腿，坐在椅子上，拿起他随身带的保温杯，抿一口泡好的茶。眯着小眼睛，环顾一下，微笑着问：“你说是不是？”他有一套自己遵循的理念和逻辑，强大到很少受外界干扰。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说起他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只有史为民是个明白人，问起他时，这次他没有像之前那样拐弯抹角，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肯定道：“我是个明白人，第一我觉得我不伟大，第二我觉得谁都不伟大，第三就是质朴比什么都好”。随后他还不忘给记者忠告，“你以后采访，凡是遇到认为自己特别牛气、特别崇高的人，如果对他好的话，采访完你就说，‘我引用刘震云的话，送给你俩字’。”他还不忘卖关子，“你知道哪俩字吗？”

“傻子！”他站了起来，幽幽地吐出这两个字，露出招牌式的谜一样的笑容。

谁是“腹黑段子手”？

作家摩罗曾对刘震云有过精到的评价，“无论他装扮得多么冷漠、多么洒脱、多么玩世不恭，实际上，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无可遏制地将他所发现的破解民族精神生活的密码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读者，奉献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11月被一些媒体戏称为“刘震云月”，因为他的两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在同一月上映，并且都是由他自己操刀当编剧，一部是冯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一部是他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由女儿刘雨霖执导。

两部电影未映先热，前者获得了多伦多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和特别奖，以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奖；后者则成为入围埃及开罗电影节的唯一中国影片，两部电影共获得台湾金马奖的6项提名，包括刘震云本人的最佳改编剧本奖。

在刘震云那里，影视改编和文学作品并不矛盾，“不是什么娼妓和良家妇女的关系”，“我得允许我书里的人物他们出去吃别人的饭。说请你的朋友出去吃个饭行吗？我说行。而且他还说了，请我的朋友吃饭，不但不让我朋友掏钱，他还给钱，何乐而不为呢？”

这段时间他很忙，东一个场子、西一个场子地被安排着去赶，帮老友，帮女儿，也帮自己。晚上回来闷头写他不愿意跟记者透露题材的新小说，刘震云的妻子、著名公益律师郭建梅对《凤凰周刊》记者说，“他不只这一部，手头好几部稿子呢，就压在那儿慢慢打磨，一本一本慢慢出。他就是这么个人。”

其实，2015年9月，作为严肃作家的刘震云就在网络上火了一把，火在“腹黑段子手”的身份。本来是去为作家严歌苓的新书捧场，却成了“砸场子”，因为种种幽默犀利的言论，迅速在朋友圈和各大新闻网站走红。后来被扒出来，他“砸”过的场子还多着呢。

“明明是一位实力派作家，偏偏走上了网红的道路。”当时在场的北大中文系学生武芝对记者评价道，时间过去一年多，她提起来还是乐不可支。这大约就是刘震云的魅力之处。

他是克制老实的“农人”，生活中沉默寡言，崇尚质朴，甚至连作息都是农人式的，几十年来都是早晨六点半起，晚上九点半休息，勤奋躬耕他的写作一亩三分地。他将所有神圣的光环击碎，态度上倾向于民间。一旦他面对的是公众，他马上就转变成知识分子样的谨慎，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说话圆润，滴水不漏。可是这种“滴水不漏”不是不说，或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他照样敢说，只不过用淡淡地幽它一默的方式。

估计很少有严肃作家像他一样，遭遇这么多标题党，而且火药味很浓。比如，《刘震云说如果莫言能获诺奖，中国还有10个作家能获奖》《刘震云隔空向冯小刚喊话“多给点银子”》《刘震云：不要王家卫改编我的作品》《刘震云炮轰明星：表演不在银幕，生活中演得很成功》。也有另类的，比如《11月成刘震云月，冯小刚最爱凌晨三点给他打电话》。

对此，他当然也有些苦恼，用他的话来说，指不定说了点什么，被媒体抓住边边角角造夺人眼球的新闻，他也连呼，真正的“腹黑段子手”在新闻界。不过他更多的是不在乎，“我没事，他们爱怎么写怎么写。”话说出口的一刹那，他已经将一切都把控好。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他在谈话中会有意无意影射这些当下的大小事情，娱乐圈的、新闻界的、文坛的，即便清楚觉察到他在说什么，但是他的话又是飘忽的，行云流水，无定质，无定形，让你抓不住根据和把柄，于是你报之会心一笑。

幽默是一个民族面对苦难的生存智慧，早几年他在采访中提到，“当幽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它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籍。认识到这个秘籍的人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我。”不过现在，他显然不愿意谈这些形而上的“高深”“玄乎”的理论，“我不幽默，我是我们村最不幽默的人。”

简单的道理，经过他的一番辗转，一想，竟然获得了一种脱离的陌生感。“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撒米，一千个人在后边拾，还是拾不干净。”这是小说《我不是潘金莲》目录前面的一句话。

刘震云对记者说，“你觉得这句话有道理，可是细细一想，它又是个常识。”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女主演李倩，对《凤凰周刊》谈起她心目中的刘大先生，“永远有说不完的故事，而且他说话很慢，你能感觉到他说这一句话的时候，心里在琢磨另一句，但是他想表达的那句话是心里早就想好了的。听他说话是一件很享受很有趣的事情。”

没劲的“老夫子”

和台上侃大山的气势不同，生活里他总是闷声闷气的，有时候一场不感兴趣的饭局下来，三四个小时他能一句话不吭。他就是这样极端地矛盾对立着。即便在结婚这么多年的妻子眼里，他都显得有些怪异。

上世纪90年代，他常推着绿色的破旧飞鸽自行车去接女儿，街坊邻居觉得一年也听不着他说话。“你这人，顶没劲！”天性爽直感性、富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妻子经常这么和他说。

“急什么，不着急，急有什么用。”这是刘震云的口头禅。

在郭建梅眼里，“你找他吵架也吵不起来，他会看着你：‘你说，你继续说’。”

他通常已经在心里将事情翻来覆去整理了很多遍，做事周全、沉稳。妻子看来，他有点分裂人格，“生活中特别粗线条，特别傻又笨，但是在工作和写作上是特别的细腻缜密，简直两极分化。”

在《一句顶一万句》的男主演毛孩心目中，刘震云一直是个神一样的存在，他在片场往那儿一坐，烤着“小太阳”（取暖器），就如同一根“定海神针”。他可以说是片场最悠闲的一个人，现场的工作是听台词，晚上做后勤安排大家的伙食，但只要他在，大家就感到分外踏实。

李倩回忆，他总是慢悠悠的，有时也会着急跳起来，当他发现演员多加了一个叹词或者少说了一个语气词的时候。

虽然刘震云在当代文坛已经很有声望和名气，但乡下的母亲还是充满着疑惑和不解，“俺震云是不是个傻子啊？”因为她分明看见，刘震云在家里小院的椅子上晒太阳，眯着个眼似睡非睡，能坐一上午，最主要的是，一动不动。

郭建梅第一次见到刘震云是在一个同学的宿舍，那时候，他倒没有现在这么严肃，反倒是满口“托尔斯泰”、“我要成为中国的鲁迅”之类的话。郭建梅当时就觉得这人飘飘忽忽的，没多少好印象。

“你当时能想到他能走那么远吗？”记者问。

“悬。”郭建梅用这样一个字来回复。不过她转而补充，“80年代大学生哪看这些，婚恋观都是很朴素的，也没想到他以后能怎样，主要还是这人人品好，勤奋，可以托付。”

要说刘震云最近有什么新的动态，没有，无非是因为电影和剧本压着，他不得已要从他喜欢宅着思考的家中出去“抛头露面”。小说《手机》里，严守一的父亲一天就说10句话，刘震云觉得，人这一辈子说的话大多数都是废话。刘雨霖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刘老师”轻易不说话，他一旦说话，那就有大问题了。

如果要说刘震云有什么爱好，除了写作，就是看书和跑步。

他看的书主要分为历史、传记、战争、宗教、文学这几大类，而且看书速度极快，一般两天就能看一本，但是对于喜欢的作家的书，能一遍遍翻到烂，比如加缪的《第一个人》。

说到爱跑步的作家，日本是村上春树，中国就是刘震云，2008年他还是奥运火炬手。据他自己说，这件事，他没有和村上春树商量过。

跑步是当兵时就保留的习惯，因为要出操。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两小时。李艳杰是刘震云家帮忙的阿姨，因为大家都很忙，反而刘震云在家的时间相对多一点。她一脸敬佩地对《凤凰周刊》说，“刘老师即便晚上熬夜做事到三四点，第二天早晨照样六点半起床去跑步，雷打不动。”她感叹一个人怎么会有如此的坚持和定力。

刘震云兜里永远揣着豆腐块状的皱巴巴、破破烂烂的一张纸，上面卡着一支笔，也拒绝任何人要给他换成小本子。他跑步的时候，“姿态活像一个小老头”，和满头大汗、意气风发的一般跑步的人不一样，他跑得很慢，而且眼神空洞、精神游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思考。有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在纸上写写画画，又继续跑，每次跑步回去，手头的纸都被写满了。

“有时候他写一个字，两个字，一个符号，乱七八糟的，谁也不知道它代表着啥。”郭建梅说。

刘震云并不把写作看成一桩多么伟大而神秘的事业，“一个人写作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和一个人做学问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政治家也没什么了不起一样，把事情做好是应该的，就好像饭馆一个厨子把爆炒土豆丝炒好是正常的一样，无非是傻子太多，觉得一个人把土豆丝炒好很伟大。这不对啊，你说谁做事不是出于一个常识，而是出于真理或信仰啊。”

严苛的“苦行僧”

日常聊天，刘震云表现得洒脱冷静，但却在“暗地里跟你较劲”。“金牛座，属狗的，特别固执特别坚定。只要是认定了，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郭建梅说。

在李艳杰的印象里，刘震云是一个做事有严格准则的人。“有时候开车，大家喜欢在没人的时候抄近路，抢车道。刘老师绕再远的路也会按照规矩来，红灯是红灯，绿灯是绿灯，黄灯是黄灯，界限分明。”

曾经有个读者问刘震云写作的秘诀，他讲述了一个很能干的赶马车的舅舅，在他13岁那年跟他的一场特别深刻的谈话。舅舅对他说，“你要记住我的话，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千万不要干第二件事。我跟你一样，也是既不聪明又不笨的人，所以我一辈子就赶马车。”他记住了这句话，因此，“到现在为止，我就干了一件事——编瞎话。”

刘震云出生于河南延津的农村，家境贫困，15岁就去甘肃酒泉当了兵，因为当兵，第一能吃上白馍，第二好娶媳妇。当兵期间，刘震云就已经确定了写作是他一生要做的事情，但成名之路远没有他现在说得那样云淡风轻。

十五六岁的刘震云，就已经表现出了超强的意志力，经常帮别人站岗，站一夜，因为有灯可以看书，并且他还自学数学到微积分。参加高考时，当上了1978年河南省的文科状元,而他一天高中也没有上过。

刘震云曾在访谈中说起在北大读书时困窘的生活，“菜可能分三种，一种是1毛钱的素菜，还有一种是1毛5的，里面有些肉星在其中，2毛钱的菜是红烧肉和红烧带鱼，2毛钱的菜我上大学从来没买过，基本都是1毛钱的菜，但1毛钱的菜，我中午买绝不吃完，还剩一半，等晚上再买点米饭，一天1毛钱的菜能支撑下来。”

与女儿刘雨霖的合影。

即便是这样，他在路上遇到乞丐，不管真假，总要给一毛两毛，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了家里的传统。这种善良也都是郭建梅看中他的地方。刘震云大四那会儿，郭建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来北京医治，精瘦的刘震云，医院楼梯将老人背上背下，还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省下来，买水果、糕点、肉包子给老人吃，自己太饿了，就捡起人家吃剩下的包子塞肚子。在一旁的郭建梅看到了，眼泪簌簌地掉，刘震云安慰她：“没事，这个不脏的。”

1984年，两人领了证。刚结婚那会儿，郭建梅工资29块，刘震云32块。家里的床是两块木板拼凑的。日子很清苦，住在农民日报社分配的火柴盒楼里，一居室，阴暗潮湿，墙还脱皮。

作家之路并不是顺风顺水，刘震云的稿子被大批地退回来，散放在纸盒子里，因为家里甚至连木箱子也没有。一般都只能发一些豆腐块的小说，偶尔在《十月》或者《当代》发一篇，回来都是要庆祝的。面对堆积的退稿，他还能不动声色地修改再投，《栽花的小楼》就是退回来重写的，后来发在了《安徽文学》上。

敏感的妻子第一次感觉到他心里承受的压力，他也不吱声，更不会和外人道，就一个人喝点啤酒。光着膀子，大夏天的，汗哗哗地流，头发也大把大把地掉，尤其是在写200万字“故乡”系列小说的时候。郭建梅看着不忍心，找编辑和刘震云的母亲劝他放弃，“咱别当什么作家了，我们都出生在农村，要求也没那么高，就当记者也挺好。”

“我一定会成功的，你放心。”他这样劝慰妻子。

一家三口的合影。

他在工作部门也无心争抢，不声不响，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都看在眼里。他写《单位》，先从“五一”节单位分一车烂梨写起，机关单位琐屑的生活、复杂的人际，对人的蹂躏和奴役在他的笔下都毫发毕现。

被誉为新写实代表作的《一地鸡毛》，写的就是主人公小林从单位到家庭的日常生活状态，年轻人的梦想才情都湮没在平庸、琐屑、困窘的生活里。小说发表后，刘震云去上海参加一个直播节目，就叫“小林们谈小林”，引起了很多共鸣，因为八九十年代，大部分的年轻大学生走上社会都是这么过，都是小林。

他不喜欢别人说他写的是“小人物”、“小事情”。在他的意识里，大和小是可以转换的，冯小刚也是看中了他的这点思考。比如《一地鸡毛》里，小林家的一块豆腐馊了，对他而言，这是比八国首脑会议还大的事。他曾经回忆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锅塌豆腐很受欢迎，因为它有油水，是素菜的价格却又是最接近荤菜的菜。“大家都排队在买锅塌豆腐，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是等你排到了，你前一个同学刚好把豆腐买完了。”这真是一件大事。

在《温故1942》里，他聚焦1942至1944年间河南省发生的大旱灾和蝗灾,饿死了300多万人,但国民党政府却不作为，还照样收缴苛捐杂税。他探讨了到底是饿死做中国鬼，还是活着做亡国奴。对于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大事，而饿死300万人相比而言就是小事。但是对于每一个灾民，生死存亡的时候，人性压倒了民族性，他们选择活着做亡国奴。

“你都快饿死了，日本人给你粮食，你吃还是不吃？反正我是吃的。”刘震云说。

出世与入世

“他跟社会严重脱节，但又对社会入木三分。他没当过官，但是他写官场的刻画把握精确。他没当过农民，但是农民的一个眼神，他就知道这个农民在想什么。他也不懂法律，但是他写上访懂的不比我少。”郭建梅说。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做了大幅的海报，上面赫然写着“忍还是不忍”几个大字。电影里的牛爱国，在妻子出轨后一直面对着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上升到哈姆莱特“To be or not to be”这样一个终极追问。刘震云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能忍，和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郭建梅大不相同，他有着超乎常人的理智和老辣。

郭建梅说，“《官场》和《单位》那是绝对的纪实作品，钩心斗角，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但是他不掺和。他在小说中刻画得真切，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个社会进行批判。”

他在2003年写的《手机》，现在看来还很有前瞻性。写出了科技文明对人的侵蚀，电影里葛优饰演的男主人公严守一最后将手机扔进了火坑。结尾处，严守一不用手机的几年后，一个姑娘在向他推荐最新款的手机，可以移动上网、卫星定位，从葛优惊恐的表情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手机变成了一个逃脱不掉的梦魇。对于现代人来说，手机几乎已经异化成了一个身体器官。

很少会有人知道，刘震云的手机是4年前的老款，根本不换，也从不接听人的电话，都交给了电话小秘书。一般人手机一天最起码充一次电，刘震云的手机搁在那里，几天电都用不完。“你要想找他，那太难了，我也打不通他的电话，现在有事就给他发短信。”郭建梅这样又无奈又好笑地对记者说道。刘震云也用微信，但不入任何群聊，微信联系人屈指可数的几个，女儿、妻子，还有冯小刚等极少几个好友。他可以做到几天不看手机。

他是绝对的“宅男”，“他不爱玩，也不会玩”。妻子和女儿想撺掇他一起，一家三口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或者是参加什么同学会，他都是俩字掷地有声：“不去。”

可以说，刘震云是最早将小说让渡到电影的作家之一，他还经常在电影里客串一些不着调的、让郭建梅看了“起鸡皮疙瘩”的角色。比如《甲方乙方》《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他都有露脸，但是交际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八面玲珑。他孤僻地专注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外面觥筹交错的应酬，他毫无兴趣，通常是能避就避，和郭建梅直爽、喜欢热闹的性格不同，这方面，他像闲云野鹤。

如果真是推辞不过，或者是朋友邀请、给学生开讲座，不得已，他穿上自己从地摊上买的十块或是十五一件的无领T恤就出门了。郭建梅和女儿很着急，时常担心他会“丢人”，“他生活上太粗粗拉拉，毫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夏天一个背心一个裤衩，如果没人提醒他要换，他就一直穿。”

“那咋了，还能给我撵出去？”

刘震云的衣服没有一件是超过1000块钱的，想拽着他去商场买衣服比登天还难。在家人的眼里，他在生活上极端地“低能”，他不知道怎么去打开罩在菜上的保鲜膜，经常换牙刷却总是研究不透那个新牙刷怎么从小盒子里拿出来（常人都知道背后有一个口），每次都让别人帮着打开。刘震云绝不打领带，现在出席活动，全身西装革履，那是强制着给他套上的。家人都拿他没有办法：“说出来有点丢人，他的衣服纽扣还经常扣错。一次上台还卷着裤脚。”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与世隔绝粗线条的宅男，一到写作，他对人性的挖掘，对社会的洞悉，心思的缜密、目光的长远却不是常人能及。他的作品通常有一个小的切口，里面通往深邃。郭建梅最喜欢刘震云的一部作品是《我不是潘金莲》，因为写实，“特别通俗，就把那种社会的阴暗、法治的黑洞、官场的腐败和人性写得淋漓尽致，但是又没有特别犀利的语言，跟说着玩似的一种冷幽默就出来了，我都觉得就是写我们这些案子的那些东西。”

作为公益律师的郭建梅，遇到的维权案要棘手、残酷、惊心动魄得多。而刘震云选择的是“假离婚”这样一个看似轻了很多的话题，《我不是潘金莲》的剧本他前前后后改了12遍，不能不说有政治审查上的考量。不过，他在外并不会说。

可是，他并不抽离于这个世界，比如，他很愿意去菜市场溜达着买菜。刘震云买菜的时候，对自己和家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绝不能和劳动人民讨价还价，因为他们都是最辛苦的。

街上修鞋的、卖菜的、收破烂的，建房子的民工，他喜欢跟这些人聊天，和他们打成一片。他时常蹬个自行车就出门溜达去了。1990年代初，也没有电话，一到吃饭也找不见人，家里阿姨便会说：“大哥准又在工地”。

果不其然，几栋楼正在建，刘震云蹲在那里，跟民工们称兄道弟，凑着在一起吃馒头，吃炖粉条，每次当他发出“哎，你们喝啤酒吗？”郭建梅就会觉得：“哎哟，我头都大了，家里也没什么钱啊”，刘震云出钱，十来个人，人手一瓶啤酒。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是关系其乐融融。刘震云就用这种方式去获得写作的素材，很多故事就是这么聊出来的。

质朴比什么都好

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正处电影宣传档期，一些杂志在摄影棚里把刘震云“包装”成“成功者”的形象。郭建梅一眼觑见那些照片，向后倾着身子，皱着眉，哭笑不得，“摆拍摆拍，太装了太作了，那个不是他。”同时，她在那一堆照片里，看出一张年轻时朴素的刘震云和幼年女儿的照片，这时郭建梅的面部表情才舒展开来，“这才是他，眼睛小小的，长得也不好看。”

刘震云读书时的北大中文系，很多老“五四”的老先生还在，王力、孙玉石、吴组缃、严家炎等，在他们身上他学来了两个字“质朴”。他对记者说，写作是有捷径可走的，可是他选择的却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质朴的写作。

他的质朴还表现在心细如发，返璞归真。刘雨霖对《凤凰周刊》说起最近一个事，刘震云回到老家，去已故的姥姥坟前上坟，临走的时候还不忘掐了一小根树枝和摘了一小捧桂花，放在自己的刮胡刀包里，带回来给刘雨霖。

刘雨霖说，“他打开那个小包，当时我的感觉，他就是能和我‘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他知道我会想念奶奶和太姥姥，可是我又回不去。父亲是对人间万物有天地大爱的人。不是仅仅说他对我，对已故的老人，还有对那棵小树，那小捧桂花。这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具有诗意的瞬间，而在我这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多到我已经不能轻易记起来，很日常的事。”

刘震云只要一回老家，总要装一车的水果、方便面等作为礼品送给乡亲们，吃饭的时候，他端着饭碗，“叔叔”“婶婶”地叫着去串门，丝毫没有隔阂。

母亲怎么也不明白，已经功成名就的儿子，为什么就不能衣锦还乡，穿翻毛的皮衣、明晃晃的皮鞋，反而总穿得很土气又普通，还央求着做裁缝的母亲给他做三件对襟的黑色粗布夹袄。

他极其厌恶那种居高临下的、悲悯的知识分子式写作。他和他书中的人物都是平等的态度。谁又比谁能高到哪儿去啊？在刘雨霖看来，刘震云喜欢和书中的人物聊天，听他们说话，你能感受到，在刘震云那里，那些人都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死的。

那是一种呼吸相通、血脉相连的感受。刘震云很爱他的姥姥，这个在他看来有着大智慧的老人。他曾经设想了三个理想，一个是到镇上做个厨子，二是在一个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三是当一名乡村教员。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生活在姥姥身边。

他经常做一个梦，回到童年，“回到我们村，村里面的院子里，我姥姥依然健在，我们家有一棵特别大的枣树，硕果累累，月亮也特别大，把枣树的叶子打在了地上，这是我经常出现的一个梦境。当你醒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姥姥不在了，你很多舅舅、舅母都不在了，你小时候一块儿上学的表哥有好几个也不在了，恍惚之间不知身在何处。你会更理解，2000多年前一个山东人说的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那是他在真实地袒露自己，他的话语中有景色了，这是在小说中都不太会有的画面。

刘震云的姥姥活了95岁，她对死亡没有什么恐惧，临死前很淡然地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得特别清楚。小说《手机》里面写到，严守一的奶奶留的遗言：家里还有一缸黄豆，办后事的时候，换豆腐吃，孩子回来不要哭，没用。

“这样的人有资格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我是为这些人在写作，就这么简单。”

（实习生韩星童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