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数十位人类学、艺术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列席会议，围绕艺术民族志的书写、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讨，旨在进一步深化艺术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和相关问题，理清艺术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为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提供研究性的参照。

艺术人类学研究应树立文化自信

从学科构建角度来看，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认为，艺术人类学是一门既新又老的学科，所谓“新”，在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只有十几年时间；所谓“老”，在于人类学家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早期人类学实际上主要就是利用原始民族的文化来探讨人类的起源以及早期历史。方李莉结合自己研究苗族历史社会的经历谈到，考古学家考察远古历史，多是通过器物,但她去考察苗族历史时，发现那时他们没有任何器物，于是便将眼光投放在他们的艺术上，比如纹饰、歌舞等。“任何社会都有艺术，尤其是对于没有文字的社会，艺术可以说是它们的表征系统，甚至是教育系统，所以，人类学者在研究这些原始著作的时候，离不开讨论艺术。”方李莉强调。

徜徉在民族或艺术博物馆的时候，往往会今人对那些奇异的艺术遗产兴趣盎然，并通常赋予“美”或“原始”的标签。在厦门大学教授彭兆荣看来，研究者则需超越单纯的美学理念范畴，重新发现手工技艺的价值。这涉及“美”与“用”的范畴。彭兆荣认为，我国传统的艺术遗产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它不同于西方式的二元“对峙律”，而是“中和律”，“美”与“用”非但不会阻绝，恰恰相反，是“美在用中”。

具体到这一学科的构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黄龙光从民俗学角度谈到，应该发挥民俗学一贯善于对民俗细节精描细刻的学科优势，凸显重外在形式美学特征的艺术本位，由表及里，观照民俗艺术背后自为操弄艺术实践的民俗主体，总结地方或族群深层的精神审美取向，揭示民俗艺术实践的意义世界和文化逻辑，最后对接民俗学、人类学民俗艺术研究相关理论与方法思考。

回溯历史，艺术人类学的建立与发展，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努力，特别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倡导和乔健先生等老一辈人类学家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人类学学者的共同推动下，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于2006年成立。在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文化自觉”的基础上，乔健进一步提出文化自觉发展的观点，他认为在认识自身文化的基础上，走一条适合自己本身环境、资源、人文情怀的道路，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发展。与会学者认为，这一理念从高级复杂文明研究出发的中国艺术人类学，与从原始简单文明研究出发的西方艺术人类学拉开了距离，因而让中国的艺术人类学研究有了自己的特点和出发点。

探索民族志的多样化发展

民族志是在田野调查和参与式观察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写作文本，这一写作不仅有利于学者从本土角度建立中国自身的艺术学理论，同时也有利于通过艺术来理解和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价值观念。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修建认为，有什么样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以及什么样的艺术人类学成果呈现。

近年来，艺术人类学学者们利用中国本土丰厚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的学术成果。由此可见，田野调查是艺术人类学学者从事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环节。致力于戏曲研究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傅谨在出版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中谈到，戏剧对于人类的意义，首先是艺术的而不是其他方面的，对于戏剧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剧本、音乐、戏剧作者等文本研究，还要关注表演、戏班等，这就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

对于田野调查，乔健先生曾提出过“从实求美”的概念，他认为需具备以人为本、整体观与跨文化研究三个基本条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麻国庆则进一步认为，应该将“从实求知”和“从实求美”两个概念相结合，使之构成艺术民族志书写的重要前提，如此，才能推动艺术民族志的多样化发展。

除此之外，中山大学教授赵旭东结合西方叙事理论认为，研究或书写艺术民族志还可以借助“梦境”的分析。他指出，从梦的分析可以看到人物内心所潜藏着的一种无法觉知的拒斥和反对，由此可以注意到人在认识外在事物上的一种先天性不足，因此通过一种扭曲和颠倒黑白的方式，反倒可以去真正把握一种真实的存在本身。在此意义上，梦也就成为理解文化存在的一条重要线索。“如果文化表达有着表层和潜层之分，那表层的文化表达自然是要简略于潜层的文化表达。梦境的描述则成为一种可能理解艺术品制作和生产中的独特性的一面，在其表层意象的背后可能揭示出一种并非日常形态的艺术品生产的梦境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赵旭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