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刷爆信用卡”？

胡适友人欠下巨额银行贷款

1934年12月31日晚七点三刻，上海火车北站，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汪乃刚兄弟等人，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胡适此行，原本是为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会会朋友，叙叙旧情。

事实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国民政府即推行所谓“国历”，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自政府要员、工商名流而下，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受公历岁末即“除夕”，公历元旦即“新春”的过年方式。胡适此次上海之行，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当天当晚就权作与朋友们的“除夕”之小聚；他在这一天的日记标头处也确实写着“廿三年（1934）的除夕”字样。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适是忙碌异常的。一下火车他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跟他谈亚东图书馆的银行欠款问题。因为财务年度结算时间已到，只有24小时的回旋余地，共计七千四百元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结，亚东将面临停业关门之祸。所谓“年关难过”，关键时刻，安徽绩溪人创办的亚东想到了请这位老同乡、老作者、老朋友出马，一解燃眉之急。

用如今的眼光来看，七千四百元的欠款，似乎算不得什么大数目，还不至于将偌大一个出版公司急成这样，为还这么一点银行贷款心急如焚。须知，这是当时以银圆计价的金额，七千四百元即七千四百个银圆，这笔款项在当时几乎可以在北平买下七座四合院！姑且以当年鲁迅购房为例，试析之。据《鲁迅日记》载，1924年5月，鲁迅在北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瞧中一处四合院（现北京鲁迅博物馆），花八百银圆买了下来。这座四合院有三间南房，三间正房，东西各一间小厢房，正房后面还有一口井、几棵树、一片小花园。由于房子有些破旧，鲁迅又花了将近二百银圆翻修，还置买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他住进这座四合院，实际上花了一千银圆。试想，如今的北京四合院是什么价格，这笔当年足以买下北京七座四合院的欠款是如何沉重的债务，也就不难想象了。

贰

东奔西走

胡适想尽办法延期还贷

且来看胡适对这场“还贷危机”的处置策略：胡适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当面托他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二千元透支再转一期，又托他给陈光甫兄打电话，将欠上海银行的三千元透支再转一期。这样一来，已暂解五千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在办妥此事前后，他还接受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到国际大饭店吃午餐，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徐新六等一大帮名流名士。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高21层，胡适等级用餐处在第14层，据徐新六介绍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除了美国不算。”

在这座超豪华大厦——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满座、高论时现，胡适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二千四百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能承担二千五百元的救急之款，但章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为亚东清欠的事暂告一段落之后，胡适开始走马灯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伟平、何柏丞、周昌寿、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访晤。还借李拔可的汽车一用，特去见了蔡元培一面。

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却已经晚了，因为银行已经关门了。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五百元给亚东救急。

叁

百乐门匆匆聚会

苦思对策中“守岁”

晚餐后，朋友们又把胡适送到百乐门舞厅，香鬓丽影、灯红酒绿，上海的达官贵人们正在以狂欢的姿态守候1935年新年的到来。在这个中国最繁华的都市舞池之中，胡适看到宋子文、顾维钧、陈光甫、李铭、夏小芳等，正觥筹交错、欢声四起。1934年的最后一夜，离1935年元旦还有几个小时，在夜上海的百乐门，学者本色的胡适，还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国难种种，想到了热河失守之后的外交失败种种，更联想到眼前亚东图书馆的经济危急，他在日记中慨叹道：“在那个狂乐的跳舞场上，谁也不感觉空前的经济大恐慌逼人而来，谁也不感觉国家的绝大危难即在眼前！”

胡适在百乐门没有逗留多久，即回到下榻的新亚饭店。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汪原放、汪乃刚兄弟则早已在饭店候着了，这一帮曾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出版人、编辑、作者，在房间里密谈了许久，为度过眼前的经济危机苦思对策。不知不觉间，胡适与汪家人“守岁”过了凌晨三点，在一番别样的忙碌中告别了1934年，迎来了1935年元旦。

送走汪家人，胡适索性不睡了。他把北大“中国文学史”学期测验的题目写出，封寄予卢逮曾；又办了几件事，才凌晨四点，还没挨到天亮，遂脱衣小睡。睡得正香甜时，忽被旅馆服务员敲门唤醒，原来是他事前预约好的“叫早”，清晨六点半必得准备行装，登上南下的轮船。七点，中国旅行社的人来托运了行李，张慰慈给胡适带来了薄外套，并一起用早餐，送行。八点，胡适登上哈里生总统号轮船，九点半才开船。

1935年元旦，胡适登上轮船、驶向香港之际，上海的《东方杂志》也于同一天推出“新年特大号”。胡适在这期杂志上也有文章发表，且是封面文章之一，与汪精卫、蔡元培、陈立夫、王正廷等一大帮国民党元老的文章位列同期。不过胡适的文章题为《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流露出对当前时局的失望、对政局的不满以及对政治改革的不同意见。这些明显带有批评性质的文字，看起来与救亡图存、新生活运动等一系列政府当局正在鼓吹的大政方针格格不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方杂志》这期足足是平时期刊容量四倍以上的“新年特大号”中，“生活之一页”特别栏目是由杂志社遍约南北名家撰写的，内容设定为回顾过去、展望新年。这一特别栏目由马寅初、梅兰芳、任鸿隽、钱歌川、赵景深等131位各界名流，各自撰文131篇，为1935年新年元旦献辞。这其中，就不乏与胡适持相同时局观、相近价值观的言论；80年后的今天，一一读来，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