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要送走2016年，迎来崭新的2017年了。

每到岁末年初之际，人们总是不免要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展望即将到来的新一年。近代史上的名人们也是如此，他们有的忙着聚会，有的忙着建言，有的忙着推崇“新历”，有的却忙着批评书籍……

通过观察名人如何过元旦，对当时的社会面貌也能够了解一二。

苦雨斋1929年元旦：聚会

1935年10月，周作人的《苦茶随笔》一书初版发行。书中印有一帧合影，边上有周作人的题记，曰“十八年元日刘半农马隅卿二君在苦雨斋照相”。合影人数众多，合计15人（含一小孩），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苦雨斋中的常客。合影时间为1929年元旦，这是周作人特意组织的一次新年聚会。

细看合影，不难发现，马隅卿坐于最前排的桌前，而刘半农则站在最后一排的最高处。周作人之所以只题记了刘、马二人的姓名，是因为《苦茶随笔》一书发行时，二人均已逝世，书中也辑有《半农纪念》《隅卿纪念》两篇文章。在照片一侧题记，同为纪念之举。

《钱玄同日记》中，1929年的这次苦雨斋新年聚会颇为特别———这张新年合影是苦雨斋诸友合影中人数最多、到者最齐的。因为除了刘、马二人的逝世之外，从次年（1930年）开始，苦雨斋已经持续数年的新年聚会就中断了，这样的合影机会很难再出现了。聚会中断的原因，乃是因周氏爱女病逝，再无心情举办之故。钱玄同在日记中感慨道，“十年来之阳历元旦，岂明必请吃屠苏酒、日本菜，今年因上月他丧其爱女，故不举行了。”

那么，1929年的这张苦雨斋合影上，究竟有哪些人物呢？钱玄同在新年元旦当天是这样记录的：“晨十时半至岂明家，这是他数年以来要请吃的日本屠苏也。今年共十四人，连小孩共十六人。玄同、岂明、士远、尹默及子、兼士、平伯、凤举、子寉、稷如、幼渔、季明及子、隅卿、半农、耀辰也。”

北大“三沈”，即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都来了；“五马”来了“三马”，即马裕藻（字幼渔）、马廉（字隅卿）、马鉴（字季明）；张凤举、谌稷如、俞平伯、徐祖正（字耀辰）、刘复（号半农）、钱玄同；两个小孩，一是沈尹默的儿子，一是马鉴的儿子。钱玄同记录的当年这场苦雨斋新年聚会中，就只有“子寉”一人的身份不太清楚了。

再结合《周作人日记》来看，就能够了解这位“子寉”也写作“稚寉”，可知此人应为吴兆璜（字稚鹤）。吴兆璜于1919年迁居北平，师从于“桐城派”国学大师吴闿生，与贺培新、潘伯鹰、曾克耑和齐燕铭同窗受业，研习经史诗文，尤擅书法。曾为新文化运动先锋人物的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以及席间的钱玄同、刘半农等，大多都曾激烈攻击“桐城派”，并不认同该派学者的学术立场与治学方法。此刻，众多“新青年”却与此一位“桐城派”聚于一席，共度新年，其间情状与况味，颇耐人寻味。

无论如何，通过周作人与钱玄同二人的日记，上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每年皆有操办的苦雨斋新年聚会上的人物皆可明了。与此同时，那张合影上的人物基本可以对号入座，一一指认出来了。

坐在前排的6人，自左往右依次为：吴兆璜、俞平伯、马廉、小孩、张凤举、钱玄同。或倚坐沙发、或侧立于第二排的8人，自左往右依次为：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士远、马裕藻、马鉴（不确定）、沈兼士、谌稷如（不确定）。最后一排，只有刘半农一人站列。其中，除马鉴与谌稷如存世照片罕见，无从辨识，二者在照片上的位置无法确认之外；别的人物基本已可明确指认。

其实，除这张苦雨斋合影标准照之外，还有两张散见于民国报刊之上的苦雨斋合影。其中一张是这张标准照的“预备照”，由于摄制照片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物向一侧倾视，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的合影状态，可能是当年的一帧“废片”。另一张则可能是“抓拍片”，照片中的人物并非专为合影，而是随意交谈状，人物也不很齐备，只有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密友”9人。

80余年前，北京的学者作家们齐聚苦雨斋，喝一杯屠苏酒，吃一顿日本料理，照一张新年合影，这个新年过得是既怀旧又时髦，既热闹又新潮，着实是要令后世读者神往一番。

鲁迅1936年元旦：斥责

1936年元旦，上海飘着未冻成雪的小雨，天气阴沉湿冷。身体状况不佳，行将走完人生最后一个新年的鲁迅，在这一天也打不起精神来，日记本上只记下了三个字“雨。无事。”

当天，鲁迅随手翻阅《申报》，翻到第三版时，却突然大为震动，有点急火攻心的样子。他搁下报纸，迅即伏案疾书，写了几行批评文字。1936年1月，《海燕》月刊1月号刊出署名为“何干”的鲁迅短文一篇，题曰“大小奇迹”。文中很不客气地批评了商务印书馆“名人荐书”的创意，斥责荐书名人和参与其事者们：

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Battle），遂“摘录罗先生序”云：“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真是奇杀人哉！

鲁迅对罗家伦将纳粹元凶希特勒（当时译作“希特拉”）所著《我之奋斗》一书选定为“星期标准书”，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质疑：首先，鲁迅质疑此书是否如此重要，竟可成国立中央编译馆首选译介；接着又质疑此书为何从英文转译，不直接从德语直译；最后则直接质问荐书人罗家伦作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的水准。

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是王云五任总经理期间推出的一种书籍营销模式，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诚如在“星期标准书出版原则”的公告中声称的那样，“本馆为增进人生效能，使人生达到最完满之发展，特印行星期标准书”，这一模式的诞生与实施，标志着“名人荐书”不再只是读书圈子里的人际行为，而是一种能够产生实际的商业价值、且带有一定社会指导性的公共行为。然而，“星期标准书”的运营模式，虽然受到了大众读者的广泛好评，但总还能听到一些颇有分量的、极有水准的批评之声。与当时名人们纷纷荐举商务版新书不同，鲁迅可能就是最早公开批评过“星期标准书”的同时代最著名者。

胡适1935年元旦：筹款

1934年12月31日晚，上海火车北站，张慰慈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汪乃刚兄弟等人，正在迎接从南京赶来的胡适。胡适此行，是南下香港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35个名誉学位中的第一个名誉学位；此行顺便也在上海稍作逗留，会会朋友，叙叙旧情。

事实上，自1931年元旦始，南京国民政府即推行所谓“国历”，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包括政府要员、工商名流等人，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受这种过年方式。胡适此次上海之行，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当天当晚就权作与朋友们的“除夕”之小聚；他在这一天的日记标头处也确实写着“廿三年（1934年）的除夕”字样。

1934年的最后一天，在上海稍作逗留的胡适是忙碌异常的。一下火车他便被接到新亚饭店用早餐，张慰慈为其办理第二天一早的赴香港船票，汪原放兄弟则心急火燎地跟他谈亚东图书馆的银行欠款问题。因为财务年度结算时间已到，只有24小时的回旋余地，共计7400银圆的欠款如果不能了结，亚东将面临停业关门之祸。所谓“年关难过”，关键时刻，安徽绩溪人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想到了请这位老同乡、老作者、老朋友出马，一解燃眉之急。

这7400银圆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而胡适对这场“还贷危机”则有着自己的处置策略：他先是到银行家朋友徐新六处，当面托他将亚东欠兴业银行的2000元透支款再转一期，又托他给陈光甫兄打电话，将欠上海银行的3000元透支款再转一期。这样一来，已暂解5000元的欠款清偿之危急了。在办妥此事前后，胡适还接受张禹九与张肖梅女士的邀请，到国际大饭店吃午餐，共进午餐的有张仲述、余上沅、梅兰芳、冯幼伟、徐新六等一大帮名流名士。国际大饭店是当时上海最新式的大饭店，高21层，胡适等人的用餐处在第14层，据徐新六介绍说：“这是世界最高的大厦———除了美国不算”。

在这座超豪华大厦——至少是当时远东地区第一高楼的大饭店上用餐，又兼高朋满座、高论时现，胡适强打精神应酬，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亚东还有2400元的欠款问题无法解决。午餐后，胡适又迅即去找章士钊求助，可章士钊坚称毫无办法。胡适希望章士钊能承担2500元的救急之款，但章士钊仍说“无法可想”。胡适只得来到温州路上的汪家，去通告筹款状况，以便亚东方面尽快想别的办法应急。汪原放的老母见到胡适，禁不住老泪纵横，拉着他的手说：“适之哥和章伯伯总要救我们一家才好。我活到今日，不曾过过这种日子！”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她下泪了。我虽感动，实在想不出法子来。”

临走时，胡适给汪原放留下了两封信，信的具体内容虽不得而知，但应当是与筹款清欠相关的。为亚东清欠的事暂告一段落之后，胡适开始走马灯式的亮相上海朋友圈———王云五、李拔可、傅伟平、何柏丞、周昌寿、丁鼎南等老先生先行访晤。还借李拔可的汽车一用，特去见了蔡元培一面。

晚间，胡适又应梅兰芳之邀请，到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沈昆山家中晚餐。但这顿晚餐与午餐相似，再次因亚东清欠之事而未能尽兴。原来，汪原放拿着胡适的信函去各大银行通融商洽，却已经晚了，因为银行已经关门了。胡适不得不又给徐新六打电话，以个人名义暂借500元给亚东救急。

就这样，胡适在筹款中度过了一个新年。

蔡元培1930年元旦：推“新”

1930年12月28日，即将迎来1931年元旦之际，蔡元培在上海公开讲演，劝说社会各界在新的一年里不要再墨守成规、使用“旧历”，而应顺应时代使用“新历”。北平《世界日报》选择在1931年1月1日刊发了此次讲演的摘要内容，将蔡元培的这一主张第一时间传送到了北方。

蔡元培的讲演摘要稿有1000余字，其版面位置之醒目，显示着当年主流媒体与政府在推行“新历”方面的某种默契。在同一版面之上，与此稿并列的还有一篇“瑞雪飘摇中之平市新年”的通讯稿，还有“今日为民国二十年元旦，际兹全国一统，实行裁厘之期……昨为除夕，瑞雪适降”云云。显然，推行所谓“新历”，就是要将国际通行的公元历法作为中国民众的唯一历法，公历岁末即等同于农历除夕，而公历元旦即新年春节。

乍一看，报纸大张旗鼓地庆祝着公历新年，蔡元培的讲演稿也随之刊发，煞有介事。仔细从演讲内容来推敲，所谓“新历”的推行，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得力，包括蔡在内的政府官员们，还不得不放下身段，做耐心细致的解释沟通。

实际上，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以公历替代农历的政策年年都在讲，但也未见全国统一施行，并没有得到民众的一致认同。辛亥革命后，民国临时政府为破旧立新，就将公历推为“国历”。孙中山在1912年1月1日临时总统就职仪式上，宣读完总统就职誓词后，发布了第一道政令《改用阳历令》，就通令全国，以后每年以1月1日为元旦。但1月13日又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明确提到“新旧两历并存”，这是考虑到基层民众对公历使用，应当还有一个过渡期和试用期。

然而，长期的军阀割据与南北政权分立，这一纸《改用阳历令》并没有得到政府层面上统一响应，基层民众对此更无从响应。政令颁布之后，民间仍以传统农历春节为新年伊始，对公历元旦的意识比较淡漠，也根本谈不上要逐渐过渡、移风易俗的可能。直到北伐胜利以后，新的国民政府再度颁布政令，通令全国自1930年1月1日起，商民一律不许沿用旧历、过旧历年，而必须遵行公历、过公历新年。这一次，俨然是有“破旧立新”之决心的，推行公历的相关措施也随之而来。

当时的国民政府为推行公历新年可谓煞费苦心，实施过相当多的针对性措施。如政府布告禁止农历十二月中出售农历刊物；禁止在二月份（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要求祭祖、年饭、春宴均改于公历年终进行；规定1月5日为开市日，禁止商市于农历初五进行敬财神活动；禁止农历除夕夜寺庙开放；暂许各界于1月15日举行闹元宵、打锣鼓、上街游行等活动，但各灯贩及纸扎店只准在公历新年出售花灯，绝对禁止在农历春节庆祝元宵和销售花灯；规定1月1日至4日为新年假期，严禁各业用春节或其他名义在农历年休业；要求年终双薪及年庆分红、年底大扫除均改在公历年底进行；广劝民众购买公历历书；规定各报馆不能于农历年终、年首停刊，不得登载农历贺年广告；为大力推行公历元旦，建议延长休假，从12月30日至1月5日放假庆祝新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