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观看艺术作品时，我的第一反应总是“我喜欢”，或“我不喜欢”，接着才是“我懂”，或“我不懂”。“喜欢不喜欢”和“懂不懂”之间不是必然的关系。我觉得，“喜欢”比“懂”重要。“喜欢”便够了。

但，“喜欢”便够了吗？

作为普通观众，估计“喜欢”便够了。就像普通消费者去商场买爱马仕（Hermès）皮包，只要喜欢，即使不懂爱马仕的背景故事、设计理念、工艺特点也会痛快地花一大笔钱买下。时尚界专业人士则不同，他们买的不仅是皮包，更是皮包附着的品牌文化。“喜欢”的基础上，他们还追求“懂”。

随着艺术知识的积累，我渐渐不满足于用“我喜欢”和“我不喜欢”来发表对艺术作品的看法。我开始问自己“懂不懂”了。

怎样弄懂艺术作品呢？怎样做优秀的观众呢？

首先，必须摆脱对艺术的神秘力量的迷信与崇拜，明白艺术的局限性。艺术不是孤立的，没有哪件艺术作品在一切语境（context）中都具备影响力。换言之，艺术作品的意义与特定语境密不可分。把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雕塑《行走的人I》（ L‘homme Qui Marche I）放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创作《大卫》（David）的文艺复兴时期（Renaissance）不会受欢迎，把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的抽象画《红、蓝、黄构图II》（Composition II in Red， Blue， and Yellow）放到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创作《三美神》（The Three Graces）的巴洛克时期（Baroque）不会合时宜。用中世纪（Middle Age）审美取向欣赏不了白南准（Nam June Paik）的装置《电视佛祖》（TV Buddha），也欣赏不了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拼贴《马来西亚花穴》（Malaysian Flower Cave）。

不学习艺术史，只结合自己的情感与阅历观看艺术作品，是无法透过皮毛触摸骨骼的，尤其在艺术已经发展得十分复杂、包含的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

而作为艺术创作者，倘若创作作品不是单纯自娱自乐，那除了做优秀的观众外应该再问一个或许令人绝望却不能不问的问题：艺术究竟有没有评判标准。

理论上，艺术没有评判标准，标准会羁绊艺术的自由，侵蚀艺术的多样性。我无法想象一种标准规定艺术作品中的太阳全是红色的，树叶全是绿色的，土壤全是黄色的。实际上呢，艺术有评判标准，最显见的佐证是艺术学校、艺术比赛、艺术奖项和艺术市场。

例如我的母校伦敦艺术大学（University of The Arts London），把评判标准一项一项机械地打印在纸上，让学生遵循学院派艺术套路创作，确保作品的方方面面（过程到结果）都有考核依据。

艺术比赛、艺术奖项一般以评委的眼光为评判标准给艺术作品划分等级，以奖金或奖品为物质后盾支持评委的话语权。组织得井然有序大概会鼓励创作，弊端是容易引起某些风格和题材的泛滥。

艺术市场中，艺术的评判标准是量化成数字的商业价值。画廊、拍卖会等机构用层出不穷的策略包装推广适销的艺术作品，哄抬价格，打造奇迹。不适销的艺术作品会毫无悬念地被淘汰，连参与竞争的资格都没，输得干脆。

上述评判标准能否代表艺术史的选择呢？

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借小说《寻欢作乐》（Cakes And Ale）里的人物之口道出了真相：“……多少人被捧为天才，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耀，然后就湮没无闻了。”同理，多少作品被捧为伟大作品，享受了一时间的荣耀，然后就湮没无闻了。

多少人、多少作品被误解被嫌恶，却顽强地存活下来，获得了广泛持久的尊敬。

艺术是不断变化的，艺术史是不断变化的，艺术的评判标准也是不断变化的，跟政治经济环境牵扯不清。艺术学校、艺术比赛、艺术奖项和艺术市场给艺术的发展做的贡献屈指可数，更普遍的情况下，它们树立的权威充当了摧残创造力的刽子手。

艺术的进步，恰恰是顶着权威的压迫仍不屈服不怯懦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的勇敢的艺术创作者们推动的。

说起勇敢的艺术创作者们，不得不提19世纪法国艺术界发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

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卫士安格尔（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固守轮廓完整构图严谨的“理想之美”，执著地传承古典绘画大师们的精致线条，占据了学院派艺术系统的领袖地位。可是法国王室贵族凋零，社会激荡不安，新思想纷纷涌现。年轻画家们厌倦了刻板枯燥且虚伪媚俗的安格尔式“高雅”训练，将目光投向他们身处的现实，狠狠冲击了狭隘闭塞的学院派艺术系统。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和库尔贝（Gustave Courbet）高举反旗兴风作浪，米勒（Jean-Francois Millet）、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马奈（Édouard Manet）、德加（Edgar Degas）、莫奈（Claude Monet）、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塞尚（Paul Cézanne）、卡萨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修拉（Georges Seurat）、高更（Paul Gauguin）、凡·高（Vincent Van Gogh）、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皆大胆热忱地拥抱艺术趋势由古典至现代的转型，忍耐着嘲讽、谩骂、困窘，拒绝迎合官方艺术沙龙的陈旧品位，孜孜寻索，苦苦挣扎。在他们的努力下，浪漫主义（Romanticism）、现实主义（Realism）、

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等流派百花齐放，最终攻破了学院派艺术系统的壁垒，逐渐取代新古典主义，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翻翻艺术史书籍，不难发现勇敢的艺术创作者们的一长串名单被刷新了无数次。并会继续被刷新无数次。

摄影师马丁·帕尔（Martin Parr），大家不陌生吧，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2014年的新任总裁。1994年他申请加入玛格南图片社，曾遭三分之一的会员抗议。拍摄过越南战争的格里菲斯（Philip Jones Griffiths）一腔怒火地写信称“他是个敌人”，“现代新闻摄影之父”布列松一脸悲哀地（Henri Cartier-Bresson）形容他“来自完全不同的星球”。面对指责，面对阻挠，马丁·帕尔没有畏惧。他彻底粉碎了摄影的“理想之美”，拿赤裸裸的现实挑衅所谓尊严和人性，尝试唤醒沉醉睡梦的观众。

我景仰布列松，也倾慕马丁·帕尔，就像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既景仰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又倾慕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但倘若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理论被奉为摄影的至高圭臬，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马丁·帕尔，诅咒布列松。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艺术的疆域不能被限制，艺术的发展不能停滞。

艺术创作者不应该轻信任何评判标准，艺术的评判标准是不可靠的。

谁都期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怎奈明月往往照沟渠。

1912年，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把《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递交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被负责审稿的大名鼎鼎的纪德（André Gide）退稿。1913年，普鲁斯特找其他出版商自费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部《在斯万家旁边》（Du Côté de chez Swann）。1914年，纪德重读了普鲁斯特的小说，诚挚致歉，恳请普鲁斯特原谅他的草率。1924年，纪德写的文学评论《偶感集》（Incidences）里夸奖“普鲁斯特的文章是我所见过的最讲究艺术的文章”。

——连普鲁斯特都被退过稿！还是被纪德退的！

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比普鲁斯特悲惨一万倍，简直是个倒霉蛋：日子贫穷艰辛，小说屡遭查禁，“淫秽”、“猥亵”的丑闻缠了他一辈子。

我常常哀惋地回顾近年颇受瞩目的摄影师弗兰瑟斯卡·伍德曼（Francesca Woodman）的作品。这个艺术家庭走出的、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的美国姑娘，天赋异禀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到23岁便自杀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被纽约艺术圈排斥，且申领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不成功。某些人的眼盲心瞎害她枉送了宝贵的性命，她的作品也差点沦为埋没在时间尘埃里的不幸作品。

怎么办呢？坚持自己的艺术主张是一场赌博，太危险了，会失败，会落魄，会路途坎坷。

乖乖做权威的傀儡，把自己塞进艺术学校、艺术比赛、艺术奖项和艺术市场的框架，安享资源掌握者们的庇佑，不好吗？

2010年，我游览了雅典，拜谒了苏格拉底（Socrates）住过的监狱。凝视着山石中的涉及一场千古城邦冤案的简陋居室，我不禁打了个寒颤，脑海浮现出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画的《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自喻“牛虻”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行善却被诬陷作恶，对智慧忠贞不渝，尽管可以弃哲学研究换赦免“罪行”，或偷偷逃亡，但他不肯背叛自己的灵魂，毅然饮毒药殉道。

苏格拉底不累吗？为什么不“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摘自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呢？

我边忖度边绕着监狱闲逛。蓦的，草地上的一枚松果闯入我的视线。瞅了瞅四周，没发现别的松果，仅此一枚，独一无二。我顿感惊喜。

苏格拉底的答案！苏格拉底的松果！

假设用松果象征智慧，苏格拉底的松果与卞和的和氏璧便很像了。

春秋时期，楚国琢玉高手卞和在荆山找到一块蕴藏着宝玉的璞石，拿去觐见楚厉王，楚厉王的玉工说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厉王觉得被卞和欺骗了，就砍了卞和的左脚。等楚厉王驾崩，楚武王登基，卞和带璞石觐见楚武王，楚武王的玉工还是说那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楚武王就砍了卞和的右脚。等楚武王驾崩，楚文王登基，卞和抱着璞石在荆山下哀泣了三天三夜。楚文王遣人问原因，卞和秉曰，我哭宝玉被认为是普通的石头，我哭真话被认为是可鄙的谎言。楚文王遂派玉工剖凿璞石，露出的内层宝玉竟是美不胜收的稀世奇珍，故宝玉被赐名“和氏璧”。

卞和不愿宝玉被认为是普通的石头，不愿真话被认为是可鄙的谎言。

苏格拉底不愿智慧被亵渎。

勇敢的艺术创作者们呢？他们不愿艺术被评判标准束缚，不愿“在小小的、安全的艺术监狱当中，随口乱诌、安泰地度过一生”（摘自村上隆《艺术创业论》）。

……末尾呈上我翻译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歌《如果不曾见过太阳》（Had I Not Seen The Sun）：

　　如果不曾见过太阳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但光亮已使我的荒凉

　　变成更新的荒凉

无论艺术究竟有没有评判标准，勇敢的艺术创作者们都只会跟从他们自己的心。

他们，见过了太阳。而我，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