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大喜欢说话，但一开口就听得出他在思考。在我沉浸于某张有庞大而干枯的大树的画面中时，不知道问了什么，张英楠说：“画都是画给自己的。”

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些画作时，我想，真孤独呀，是画，也是画家。所以，先看画：

海岸上的一片羽毛

就是开头那张咯~

雾气弥漫的森林中的面具姑娘

房间里的赛马骑手

空无一人的楼梯上，一双手套

月光下，河边，仿佛融入夜色的背影

张英楠画孤独，“身边的每个人，在每个短暂的时间里都孤独的”，这是他感受到的真实；画空间，储存记忆的空间，他说，“我回忆起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情，它总是出现在特定的空间里，教室、卧室、客厅……记忆不会单独出现。”

而这些，某种意义上都源自他的童年。

和现在的城市生活不同，张英楠的童年在一片广阔的大山里，那是陕西某部队的营区，在他的描述中，小伙伴们经常出没于那种长满不高的灌木和荆棘的山上，“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从这边喊那边的人，没有电话，一个事儿要喊好大一会”，漫山遍野地跑，也不知做什么，到现在，就记得头顶的大太阳和下山后浑身挂满的血道，但“那挺棒的”。

我听得出，这个安静的、不喜言辞的画家的冷静表达：在“时间尚未存在的童年岁月”，那可真好！

十几岁随父母搬家到宝鸡，在西安美术学院读大学，而后毕业来北京，和小时候的记忆反差越来越大，从电话、BP机到手机、电脑，生活越来越便捷，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却更远了。

童年的记忆像被储存在特定的匣子里，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就会被激发，随后打开，它们默默地藏在画面中，他不说，我们不会知道，可张英楠总是不说，在追问了几次后，只听到一张画背后的一个没有开头、结尾的故事：

“这栋楼，如果不解释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风景，但出发点不是。我说我小的时候在山上，我们部队的小楼是苏联人盖的，典型的部队房子，只有三层，周围都是树，在山顶看营区，看不到一栋房子，只偶尔零星露出一点点房尖来，都被大树遮盖住了。”

“在我小时候的概念里面，树非常非常大，房子永远是比树低的，为了让树长得笔直，每年都要修剪，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把那些裁下的树枝搭成很大的房间，在里面铺上树叶子，特别好玩。”

“来北京后，有一天我在三里屯溜达，看到房子都在树上面，突然想起小时候，记忆好像连接起来了，再看远处国贸三期的楼，更不用说，太高了，高耸入云，我就忽然强烈的觉得，和小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那些特别特别高的楼很像像坟墓上的碑。”

于是，张英楠画了《太阳升起时出发》，蓝天下、树枝上，孤零零的一栋楼。

很小张英楠就喜欢画画。在部队，他跑到警卫的车前面画，司机看着，不忍心压坏未完成的画作，就等画完再开车。但对考美院，张英楠一直没有概念，直到高中，有人对他说，“要是真想画画，就去考美院，考美院应该去上考前培训班”。

张英楠就去宝鸡的少年宫学画，什么人都有，老头、老太太、小孩儿，基本上没有高考生，老师也不是专门教考前的，“他完全是一个艺术家的状态，讲了很多和画画没有关系的事”。

“影响大的画家，一开始其实是贾科梅蒂，他让我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空间。后来是霍普、玛格丽特，他们俩不是炫技的画家，但越看越觉得好，尤其是玛格丽特，看到原作的时候一下就惊呆了。那种好不是扑面而来的，而是慢慢的渗透到血液里面的好，他们非常自然。”

“霍普画美国大移民当时人的心理的状态，我觉得和中国现在的状态相似，物质上丰富后精神上孤独，至少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是孤独的。但霍普的画是温暖的，那种温暖的渴望，我的可能更冷静，我不知道未来和希望在哪里。”

采访那天，我问：如果不当画家，你会做什么？

他说，“能做的事情挺多的，训狗呀，去当赛车手呀，我感兴趣的事情特别多，画画这事儿不是必然的，不是非要当一个艺术家，事情走到最后，高度是统一的，方式不同，其实结果差不多。它（指艺术）不重要这事。”但必须做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叫工作，那就是差事了”。

“画都是画给自己的”，这是张英楠慢慢得出的。他也赶过“时髦”，刚来北京不久，看了吕克·图伊曼斯的展览后，张英楠画了一批影像类的作品，灰色调、快速完成，后来觉得这不是自己内心渴望表达的，好像在说别人的话。

张英楠回想自己一直以来关心的主题，比方说空间，“画的最多的就是空间”，慢慢地画了很多画，他明白了“艺术家的创作，是了解自己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结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最后，他发现，“一开始画空间，我就是想表达人与人心理上的空间感。”它和童年时一个院子一家人的感觉完全不同，这种小时候的自然，让张英楠保持着敏感，与现实总有点隔阂。

“比较喜欢的还有马奈和卡拉瓦乔，传统中有很多营养，画画这事儿不是特别潮流化的东西，它的变化其实不是那么大，很传统的绘画拿到今天来做展览也是很‘当代’的，看切入点和角度，纯粹的表现力觉得不应该是绘画研究的核心的东西。”

画展上，“有人看了我的画，担心画家会不会自杀”，张英楠觉得这样的担心的有点多余，但确实有一些无法接受的现实，“有一次找厕所，一个小区楼地下室，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我明白了，做保洁、清洁工的人住着什么样的房子。作为人怎么会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但真的有一部分人在地下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社会完全被分隔开了，有的时候我就想画被遗弃的人，不能说可怜，就是很不舒服，或者说我没法接受这个事情。”

采访的时候还是2016年，十年前刚来北京时，张英楠也困难过，“但现在想起来也挺快乐的”。一来北京就到了当时还是农村模样的宋庄，租的房子特便宜，还有一大院子，养了只狗。

张英楠喜欢北京，小时候来北京就喜欢上了这里，足够大，足够多新鲜的、好玩的，再长大一点，喜欢的摇滚乐手也都在这里。但“现在北京是又爱又恨的地方，很多东西，特别粗糙，别特没有道理，有的时候让人特别懊恼，但很多东西又透着生命力，这个地儿就这样。我非常喜欢到处乱转，北京该去的地方都差不多溜遍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朋友和他儿子，朋友在国外，在网上和我说，准备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我就想到了小时候，我和父亲关系特别差，他是一个军人，不太说话。我到北京了，有一次得病脑出血，差点就过去了，这个事件以后父子关系就发生了变化，突然一个特别僵硬的关系变得特别柔软。”

“《绝命毒师》剧里面的人物，他们本来没有父子关系，到最后也没有挑明他们之间产生了父子情感，就是那种特别微妙的那种关系。这两张画里面虽然没有画自己，但是我想通过他们的事来表达我对父子关系的情感的记忆。”

张应楠说，“绘画是有生命力的，我只是一个创造者。当它出现后，一部分承载着我想表达的东西，另一方面其实是它自己展现的独特的、不一样的美，这也是我喜欢绘画的一个原因。很多偶然性使它变得和计划中的不同。”

结束时，我问，“艺术是什么？”

张英楠说了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像喝一杯水，艺术家是柠檬，挤上就会有味道，艺术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不是必需品，但会对生活增色不少，它也会潜移默化影响美观、口感和健康，但真的不是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