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明成祖迁都北京无疑是遵循了历史的规律，这也是他在600多年前能为我们留下一个盛世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通过下西洋、大阅兵等方式打开了明朝被封闭起来的外交大门，引得万国来朝。更好地实践了司马迁的“革命地理学” ，让一些人眼里的“神秘预言”变成了一种科学，历史与地理的科学。

北京

今天，当我们漫步于北京故宫是否还能想起他来呢？那是600多年前，他为我们留下的宏大并且珍贵文化遗产。

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五次亲征蒙古，收复安南，巩固南北边防，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完整；多次派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外友好往来，加强对南海的经营；编修《永乐大典》 ，疏浚大运河；迁都北京……这永乐盛世的一桩桩、一件件大事足以让他名垂青史。

然而，若我们的思绪在历史匆忙的脚步中能小憩片刻就会发现，就会发现中国历史上一个被某些人称为“神秘预言”的论断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伟大而且完美的实践。

长城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东南，收功实者常於西北。故禹兴於西羌，汤起於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这话用我们现代大白话说出来即是：“东方是万物开始萌生的地方，西方是万物最后成熟的地方。因此开创事业的人必定出现在东南，获取胜利果实的人常常诞生在西北。所以大禹在西羌勃兴，成汤在亳地崛起，周人建立王朝是因为有丰镐作根据地去讨伐殷商，秦国完成帝业是由于有雍州当大本营才日益强大，汉朝兴盛是从巴蜀汉中开始的。”

有意思的是，我们现代人在翻译司马迁的原话时，将东南与西北分别连接了起来，如果能在东南与西北之间分别夹上顿号，即是东、南与西、北，这被称为“神秘预言”的论断分明更精准。

南北中国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将其称为“革命地理学”，并著《从中国地理看中国革命》一书，对此作了详尽的论述， 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科学地“破解”这一“预言”的神秘性。

李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尽管明末一直到民初，南方人认为中国正统在南方，中国的经济中心也确实在南方，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却是一直都在北方。周秦以来，中国的都城，西边的比东边的早，北边的比南边的早。

李教授还说，南方都城中最有名的是南京，但是以南京为都的政权始终不能统一天下。这是因为中国的重心早期一直在西北，背后有一个广阔的游牧带，一直威胁着中国，处于防御的考虑，国家重心不能离它太远。这也就是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但政治重心却不断往北移（直到北京）的原因。

西安

所以，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明成祖将首都迁到北京无疑是遵循了历史发展规律的，是帝王立国的创业实践，也伟大的，也是科学的。

明成祖没有迁都西安，那是因为当时的西安如果作为首都已经不利于祖国对于海疆的控制，而作为他做燕王时的“根据地”北京就在那时恰到好处地凸显了出来。1421年迁都北京，因此对明成祖个人来说无疑是离“危险”更近了一步，但他注定不是一个喜欢躺在“温柔乡”里的人，而历史的宿命也让他五次远征蒙古，并死在了第五次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

中国南海

因此，司马迁的“革命地理学”不是什么神秘的预言，而是一种科学，历史与地理的科学，它注定了明成祖这位有着远见卓识的“创业型”帝王最后的人生结局。这也是他在600多年前能为我们留下一个盛世帝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人治的封建时代，有一个好皇帝是件非常难的事情。明朝之前的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据说其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但从其定都河南开封的那一刻似乎就注定了其后来偏安浙江杭州，最终化作一滴传说中“富有的眼泪”的悲惨结局。

南人怀念宋，却忽略了作为一个国家，仅有钱是不够的。明成祖就这样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创业型”的皇帝，这也是他迁都北京的“秘密”。《明史》评价他说：“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南京（网络图片）

创业的人不但要有非凡的勇气，更要有超人的毅力与能力，因此创业的过程本身也就成了一个展现实力的过程。这中间虽然难免不会有炫耀的成分，但炫耀却会因此而光彩照人。今天，当我们翻开明成祖的履历，就会发现他的“炫耀”是那样的引人注目，引得万国来朝。戎马一生的他“炫耀”的强项无疑是“秀肌肉”，大阅兵、下西洋也都是他“秀肌肉”的内容甚至创举。

明史上最有名的大阅兵，发生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三月，明成祖从北京北边上的怀来调集军队10万人，精心挑选“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精锐相继表演骑兵包抄、步兵突击、步骑合击等项目，又从广西、云南、四川调来的“土狼兵”、白杆兵演练了步兵劲弩齐射、长枪步兵刺杀训练等“军事科目”。

这次“秀肌肉”震惊世界，引得前来“观礼”的使节达27个国家之多。明朝军威之盛与睦邻友好的国策，在各国引起巨大反响。其后中亚、西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一直绵延到明末，单是帖木儿帝国，终明一世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次数就有60多次。

震惊世界的永乐大阅兵

通过大阅兵“秀肌肉”这种形式据说在周时就有了，但我们封建时代给能像明成祖一样搞得轰轰烈烈的，几乎没有。而早在此之前的永乐三年（1405年），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弘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郑和航海图

这些都是一个创业皇帝的肌肉秀，不仅是宣示国家实力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手段。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却搬出家底来“引经据典”，声称”郑和下西洋不过是600万两白银换来万国来朝的意淫”，还说“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钱，在这些具备“历史小农意识”的砖家们心中像命一样的重要，他们不知道从13世纪到14世纪，随着蒙古帝国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中断；他们也不知道，是明成祖打开了明朝被封闭起来的外交大门，让当时的中国真正走向了世界。这也许就是迁都北京的秘密，一个只有在北京才能完成的不是秘密的秘密。

迁都北京，不仅是“革命地理学”，也让中国离海洋文明更近。

今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