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弘文堂，长年展示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重要出版物。近些年，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版《永乐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鸿篇巨制旁，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衢州文库》《历代地方诗文总集汇编》等地方大型文献丛书的身影。

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展出的民间藏家珍藏古籍。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浙江温岭图书馆运用现代数码技术复制保存地方文献。黄晓慧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人们常说：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地方文献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记忆，涵养着千百年地方文化的根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殷梦霞参与过多部地方文献的影印出版工作，她指出，中国人有“盛世修典”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时期，各级政府往往会出面主持整理地方历史典籍，编纂大型文献丛书。民国时期战乱较多，也出现了《云南丛书》、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乡邦文献汇编。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需求的提高，各类大型历史文献的编纂活动呈蓬勃发展之势，除有国家层面主持的大型项目外，不少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也积极参与其中。”殷梦霞介绍，据不完全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间，至少有近30个地方文献整理项目陆续启动，其中既有《中原文化大典》《山东文献集成》《湖湘文库》《巴蜀全书》《云南丛书续编》等省级文献汇编项目，也有《广州大典》《金陵全书》《苏州文献丛书》《宁海丛书》等市县级地方文献汇编项目。

殷梦霞分析，十几年前，地方文献整理汇编主要集中在山东、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东部省份，而近几年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西部省市也纷纷加入其中，2010年《巴蜀全书》《巴渝文库》启动，2014年《红河文库》启动，2015年《遵义丛书》启动，2016年《贵州文库》启动。

“各地纷纷启动大型地方文献整理项目，既是民众提升文化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视，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而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则为地方文献整理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殷梦霞认为，二十四史、《四库全书》、《全唐诗》等“庙堂文献”固然重要，但地方文献的整理与保护也是整个中华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与其他类型的文献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多元、多层级的文献体系。系统梳理、全面了解、积极保护、广泛传播一个区域的优秀历史典籍，既是追寻根脉、继承传统的切实作为，也是宣传地方文化特色，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新动力的有效措施”。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在殷梦霞看来，全国古籍普查、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让历史遗存的家底逐渐清晰。同时，众多文献收藏机构服务与开放意识的不断提升，都为地方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文献获取的更多可能。

然而，很多地方文献传世稀少，搜集、整理起来并不容易。比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衢州文库》，其中的《衢州文献集成》辑集、整理了民国以前记载衢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236种重要史料文献，除一部分来自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公藏机构外，柴望的《四隐集》、张德容的《二铭草堂近科墨选》、郑永禧的《不其山馆诗钞》《老盲吟》等不少孤本文献都是从私人藏书家处征集而来的。

在一种著述有多种版本的情况下，如何辨别、选择最佳的版本，也是整理者和出版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当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时曾说过这样的话：‘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每有所观，辄影存之。后有善者，前即舍去。积年累月，均得有较胜之本。’如今，我们影印出版地方文献，在底本的选择上同样应该慎之又慎，选用真正的善本。”殷梦霞认为，整理出版地方大型文献整理项目，不仅要有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撑，同时还需要文献收藏部门、专业学术团队和优秀出版机构的共同参与，才能保障图书的出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