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艺术全球化进程，随着局部冲突的不断升级，似乎出现了倒退的迹象。然而博物馆和策展人们，却没有放弃对现代艺术史的修订工作。近日，位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宣布增加100余件拉丁美洲艺术品，以改变现有藏品的分布结构。同时，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艺术之家美术馆（Haus der Kunst）的研究员们也发布了二战后最重要的一份艺术评估报告。“我们已经习惯于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镜头来观看二战后的艺术史，”艺术之家美术馆馆长奥克维·恩威佐（Okwui Enwezor）如此说道，“但新的趋势已现端倪。”艺术之家的新展览“战后年代：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艺术1945—1965”，梳理了二战后受地缘政治影响下的艺术史，比如非洲民族独立斗争和印巴分治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对艺术产生的影响。

一些最重要的博物馆，例如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等，都在扩大它们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作品收藏量。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也在修订着已经被公认的现代艺术史。同时，策展人们也在重新审视着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90年代，那个柏林墙倒塌、巴西和阿根廷独裁政权崩溃和互联网兴起的年代。现今，博物馆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努力。一些富有的赞助人，如拉丁美洲藏家帕特丽夏·菲尔普斯·希斯内罗斯（Patricia Phelps de Cisneros），和致力于推广非洲裔美国抽象艺术家的帕梅拉·乔伊娜（Pamela Joyner），也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推手。

2016年6月开放的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新馆，正是现代艺术史重写过程中的一股重要的力量。策展人不再依据时间段对藏品进行分类，而是按照地域或作品风格分类。比如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1971年创作的雕塑《砖块》，就被放置在中国艺术家刘建华、巴基斯坦艺术家拉希德·阿雷恩（Rasheed Araeen）以及巴西艺术家雅克·雷纳（Jac Leirner）的作品旁边，并统一被贴上“极简主义·结构”（Minimalism and Architecture）的标签。

泰特现代艺术馆馆长弗朗西斯·莫里斯（Frances Morris）曾经表示，泰特现代艺术馆无差别购入全球当代艺术家作品的决策，“已经开始并将持续下去”。随着这种扩张的进行，策展人们也开始重新思考老一辈艺术家的作品。“我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们反思艺术史，自然要反思它的全部。”莫里斯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于蓬皮杜或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泰特现代艺术馆对西欧和美国艺术家作品相对零碎的收藏，并不是它的劣势。对立体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收藏虽然单薄，但泰特现代艺术馆对其他地区代表性艺术品的收藏却较为全面。“通过包豪斯建立起的框架，我们强大的研究计划连结起了日本、东欧和拉丁美洲艺术。”莫里斯解释说。

泰特的策略是建立起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收购艺术品的网络。按照莫里斯的构想，这一策略由三部分组成：和本地藏家们建立紧密的关系、利用各国策展人建立全球的策展人网络以及同艺术家的亲自会晤。

集体记忆的丢失

对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来讲，情况就不一样了。现今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不断地完善其以欧美艺术品为主体的收藏，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博物馆曾是现代艺术全球化的早期倡导者。在首任馆长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的领导之下，“博物馆藏品所涵盖的地域和主题，比起以往美国那些陈词滥调的艺术机构要广泛得多。”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绘画和雕塑部主任安·特姆金（Ann Temkin）如此说道。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曾经大量地从拉丁美洲、印度、波兰或是日本购入艺术品。但它曾经的这种关注，当美国在二战后获得了全球霸主地位时便逐渐消退，用特姆金的话说，“失去的还有集体的记忆”。

近年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似乎在全球化的道路上重新走出了一步。通过对日本、东欧或是拉丁美洲艺术的深入研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恢复了其国际性的根源。就在2016年12月，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展览——“革命性的冲击：俄罗斯先锋艺术的崛起”（A Revolutionary Impulse： the Rise of the Russian Avant-Garde），以超过300件作品的巨大规模，昭示了博物馆在艺术全球化过程中的态度。

在这些展览的背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已在其现当代艺术研究部门（Contemporary and Modern Art Perspectives）投入了巨大的资金，邀请了超过50位艺术史学家开展对亚洲、中东欧和拉丁美洲艺术的研究工作，这在博物馆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博物馆方面已经提供了资金和人员支持，让我们有机会更加深刻地了解这些地区的艺术。”特姆金说。与泰特现代艺术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不同，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没有本国的策展人。特姆金表示：“我们希望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奠定博物馆的学术架构和地位。”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团队，是经年累月形成的。博物馆和艺术史家、批评家，甚至收藏家的密切关系，也绝非是在一日之间建立起来的。例如路易斯·佩雷斯·奥拉马斯（Luis Pérez Oramas）在过去的十年间一直担任拉丁美洲艺术部的策展人。同他合作的资助人，同样也是博物馆多年来的合作伙伴：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艾丝特拉达·布罗茨基（Estrellita Brodsky）。但这样的合作模式，显然不是博物馆单方的意愿。特姆金说：“艺术史中线性的叙事，或许让前一辈的博物馆人感到满意，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倾听不同的声音，那些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史学家们的声音。”

地方博物馆的情况

相比那些世界顶级的综合性博物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博物馆，同样加入到重修艺术史的进程中来，但它们的情况又略有不同。

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ACMA）是当今美国西海岸最大的博物馆之一，拥有大批优秀的亚洲、拉丁美洲和伊斯兰地区的艺术藏品，同时也以拥有大批“边缘化”的现代艺术品著称。根据博物馆馆长迈克尔·戈万（Michael Govan）的说法，是洛杉矶当地的观众推动了博物馆藏品的多样化。“在上世纪60—80年代，我们的博物馆还只是一家洛杉矶本地的博物馆，所做的展览也是本地艺术家的，如罗伯特·埃尔文（Robert Irwin）和肯·普莱斯（Ken Price）。随着洛杉矶移民人数的增加，人口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观众的喜好变得更加多元化，而我们也试图跟上这种步伐。”

洛杉矶的移民众多，其中拉丁美洲移民数量尤其庞大，为此洛杉矶艺术博物馆为拉丁美洲和拉丁美洲艺术建立了完整的收藏和研究计划。而现今博物馆的重点则转向了中国和韩国的当代艺术，因为加利福尼亚州拥有全美国最多的华裔和韩裔居民。在2019年，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还将举办大型韩国书法展，以展示多年以来对韩国以及整个朝鲜半岛2000年书法史的研究成果。

同样在美国西海岸，在费舍尔收藏基金会（Fisher Colletion）的慷慨赞助之下，2016年5月重新开放的圣弗朗西斯科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拥有最为知名的欧美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而它现今的摄影作品收藏则透露出全球化的意味：正在展出的“战后日本摄影展”，揭露了很多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日本摄影师和相关的研究成果。

现代艺术史的重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艺术史学家们的努力之外，观众们的反应也需要被考量。在伦敦、纽约或是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观众们或许会比较容易接受全球化的现代艺术史，并重新思考艺术与人类的关系。然而，如今随着英国退欧事件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这一切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谁在收藏“旧边界之外的艺术”

中东和伊斯兰艺术

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近来在中东和伊斯兰现代艺术收藏上投入了相当的资金和努力。洛杉矶艺术博物馆拥有较为完整的伊斯兰历史艺术收藏，包括金银器、浮雕、马赛克瓷砖、绘画和书法作品，而他们近年来的收藏则包括了目前中东地区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如施林·奈沙（Shirin Neshat）、阿卜杜纳赛尔·加勒姆（Abdulnasser Gharem）和约瑟夫·纳比（Youssef Nabil）等人的作品。博物馆也将在2018年举行伊朗当代艺术的大型展览。

东欧和俄罗斯艺术

英国泰特现代艺术馆当前的展览显示了他们对东欧艺术家的兴趣，包括波兰女雕塑家马格达莱纳·阿巴卡诺维奇（Magdalena Abakanowicz）和罗马尼亚女艺术家安娜·卢帕斯（Ana Lupas）。泰特现代艺术馆近来的收藏重点还包括20世纪东欧的摄影艺术和莫斯科概念主义艺术。

此外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近来的研究重点则是激浪派艺术和俄罗斯当代艺术。

非裔美国人艺术

非裔美国艺术家们是当今艺术界中的一个突出的群体，无论是英国的泰特现代艺术馆还是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在寻求同非裔艺术家们合作的新可能，其中萨姆·吉列姆（Sam Gilliam）、杰克·惠腾（Jack Whitten）和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等当今走红的艺术家正是他们关注的热点。其中，泰特现代艺术馆策展人马克·戈弗瑞（Mark Godfrey）计划明年举办一场有关生于20世纪60和70年代非裔美国艺术家的重要展览。

拉丁美洲艺术

除了中东和伊斯兰现当代艺术之外，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近年的收藏焦点还包括墨西哥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如著名的艺术团体Asco和劳拉·阿圭勒（Laura Aguilar）、鲁本·奥乔亚（Ruben Ochoa）和马里奥·伊巴拉（Mario Ybarra）等的作品。在盖蒂基金会（Getty Foundation）的资助之下，“太平洋标准时间”（Pacific Standard Time）艺术计划将于2017年在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开始实施。届时拉丁美洲当代艺术将会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