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中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礼记·大学》中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这是《礼记·大学》中的一句名言。“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说明齐家是治国的先决条件，治国则是齐家的最终效果，两者紧密相连。治国要从教育自己的家人开始，假如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没有资格更没有可能去教育别人、教化百姓，国家当然不可能治理好。

《大学》强调“治国必先齐其家”，把“齐家”提升为实现国家治理的先决条件，这又和儒家所倡导的“德政”理念密切相关。《论语·为政》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领导者的威望，是靠自身良好的道德建立起来的，而以道德教化百姓，是领导者理所当然的职责。如此，则百姓“日迁善而不自知”，国泰民安的局面才可以期盼。

那么道德教化如何才能有效实现呢？《大学》从反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并特别指出，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没有例外。这里的“教”包含两层意义。首先是用良好的道德观念去教育和影响家人，理顺家庭关系。在中国古代，这样的观念主要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颜氏家训·治家》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这就说明，“齐家”靠的是所有家庭成员相互成就，相互影响，只有父亲、兄长、丈夫用良好的道德观念和作为去教育影响儿子、弟弟、妻子，后者才能同样以孝顺、恭敬、和顺的态度对待前者。正是在彼此的良性互动中，和睦的家庭关系才得以建立。《大学》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家庭，而是能够上升到国家良性治理的高度：“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对待君主、长者、百姓，同样需要对待家人的这种“孝”“弟”“慈”，将家庭的美德推而广之，用来对待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国家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被治理好的。这与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同样的道理。

“教”的第二层意义，是要用道德准则去要求和约束家人。对于掌握权力的领导者而言，这尤为重要。《大学》从正反两方面阐说统治者的家风对国家的影响：“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这里的“一家”指国君的家庭，“一人”指国君本人。假如国君的家庭没有形成好的家风，国君的贪婪暴戾，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动乱。这是对国君的警示，也是对一切领导者的告诫。因为领导者拥有权力，其家庭成员也会连带拥有影响力，因此领导者一旦丧失了道德准则，家人也会随之失去约束，肆意妄为，国家因之而败亡。

在中国古代，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左传·隐公元年》中著名的“郑伯克段于鄢”一节，郑庄公弟弟共叔段之所以会起兵叛乱，就是因为从小受母亲姜氏的溺爱，而郑庄公自己又不及时教育弟弟，制止他的行为，最终导致弟弟出奔，庄公与母亲差点儿决绝。《左传》将整个事件归咎于庄公没有妥善处理自己的家庭关系，并总结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共叔段根本不像个弟弟，兄弟二人像两个国君，争得你死我活，《春秋》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这是讽刺他不重视对弟弟的教育，不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矛盾。虽然这个事件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对权力的贪婪，郑庄公家庭失教，无疑是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值得注意的是，良好的家风，建立起来或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久，破坏起来却可能只缘于一两件错事。清初文学家张潮曾刻印过其父张习孔编纂的《家训》，其中一条说得非常好：“凡礼义之家，内而雍和肃穆，少长有庠；外而谦谨温良，应务得宜。久之而德行孚于乡，名望尊于众。祸患之来，或能免矣。然此非可易言也。循循然行之，数十年不见其益，一二事乖张已甚，遂失人心。慎毋忽斯言也！”张习孔告诫家人，千万不要忽视这番话。几百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对照着《大学》“治国必先齐其家”的说法共读之，以古鉴今，不免感慨万千。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