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的记忆,从新的一年开始更新、轮回,古老的春节文化,就是这样延续、传承至今。鸡年到了,当我走进新疆博物馆,静静地欣赏“西域文明之光”展厅中有关鸡的文物,好像穿越了历史长河,看到中国传统汉文化在古代新疆的传播,还有多元文化的融合。

生肖鸡俑与多民族

新疆博物馆大厅展柜里,有一组四尊十二生肖俑,色彩鲜艳,栩栩如生,首先吸引了我的眼睛:兔俑、羊俑、猪俑和鸡俑。这些用土或陶制作出来的塑像,造型是人的身体、文臣形象,头部是兔、羊、猪和鸡,仿佛四位谦谦君子,正向人们拱手行礼。

这组唐代时期的十二生肖俑,是20世纪70年代从吐鲁番市境内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出土的,好像一道风景线,只要走进博物馆的人,就会被它奇怪的造型所吸引,充满了好奇。

记得三年前,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欣赏到了一组完整的十二生肖俑,其相貌、服装、体态甚至大小形状,和这四尊生肖俑十分相像。将这两组一对比,我便不由自主地产生这样的推想,中华传统文化里的十二生肖,唐代时期曾在中原地区盛兴,并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域,成为西域先民们一种生活习俗或精神信仰寄托。

鸡年话鸡,让我们重点关注那尊鸡俑吧,或许从它身上,可以找到这一推想的印证。

中国古代有人提出,鸡有“五德”。即头戴冠为“文”,腿上有距为“武”,面对敌人敢斗叫“勇”,有了食能分享叫“仁”,每天太阳日出时的啼叫、守时而不失叫“信”。人们把鸡奉若神明,安排进十二生肖之中,主要是与“吉祥”的“吉”字谐音。后来,又把鸡的形象,制成陶俑,缝成锦袍,是企盼“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

再看这尊鸡俑,身穿宽袖、右衽服装,显然是中原地区汉人的一种服饰。望着它,让我感到非常好奇的是,它为什么出现在当年的吐鲁番?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安尼瓦尔·哈斯木和同事伊斯拉菲尔·玉苏甫共同写的《维吾尔十二生肖文化源流考》一文,我读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心中的诸多疑惑自然被解开。文中写道:“中国十二生肖文化覆盖面很广,不仅流传于我国汉民间,而且也较广泛地流行于各少数民族间。”“虽说对于新疆古代先民早期生肖文化的起源,目前受资料所限,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答案,但依据新疆境内出土的佉卢文书,可大致认为,公元3世纪中期至4世纪中期,十二生肖纪年法已传入西域。”

安尼瓦尔·哈斯木仔细研究了我国相关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早在殷商时期,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并非常熟悉牛、羊、马、狗等动物的突厥人,就开始吸收并使用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了。后来漠北时期的回鹘人,因和中原王朝关系密切,也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其计算日历和日子的方式,和十二生肖纪年法几乎完全一样,随着高昌回鹘汗国与喀喇汗王朝的建立,突厥人普遍都在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再后来,以回鹘人为先民之一的维吾尔族人延续了它。

直到今天,维吾尔族民间仍有斗鸡的习俗。记得五年前的冬天,我曾在南疆洛浦县纳瓦乡观看过一次维吾尔族民间斗鸡活动。那天,在一个平日清静的晒物场上,围满了维吾尔族男人,一阵阵欢呼声中,两只健壮的公鸡,斗来斗去。一只公鸡赢了,人们又吆喝它和另一只公鸡斗。“加油、加油”“巴郎子,好样的,再来一次”,人们的鼓动声、呼叫声此起彼伏。最后,那只公鸡“咯咯咯”叫着高昂着头,赢得了最后的冠军。至今,那场斗鸡活动热闹、激烈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让我再次回味着这样一个道理,人们在斗鸡中,寻找的不只是哪只鸡是赢了,或输了,而是一种强壮和勇敢的精神,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鸡身上“五德”中的“武”和“勇”吧。

“其实,不光是维吾尔族,新疆还有很多民族的传统民间文化,都和十二生肖文化有联系。比如,哈萨克族人根据白天和黑夜的循环、月亮圆缺以及一年四季的交替等自然规律制定出历法,和维吾尔族一样,把一年分为12个月,3个月为一个季,哈萨克语为"托克散",还有兽带历法等。柯尔克孜族不仅使用十二生肖纪年法,还积累了许多的天文知识,用在了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当中。”安尼瓦尔·哈斯木通过对新疆出土的佉卢文、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及传世的《突厥语大词典》所反映的生肖文化内容的研究,还发现这些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关于十二生肖文化的来源传说中,有一个相同点,就是他们使用十二生肖的排列,不但基本相同,而且与中原地区也基本相同,这就说明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很早的时候,已经相互交融,彼此渗透、影响。

“不同民族流传和使用的十二生肖纪年法,虽说有不少差异,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可以认为源于一脉。”安尼瓦尔·哈斯木的这个观点,使我感到有些惊讶与兴奋。当我平复了激动的心境,再仔细欣赏这尊漂亮的鸡俑时,似乎更加真实地看到,眼前不只是一尊鸡俑,还有中原汉文化与西域绿洲文化的交融,与草原文化的交融,这都早已深深地融入了新疆多民族生活习俗中,千年之中,浑然不觉。

欣赏完鸡俑,我来到另一个展柜,欣赏另一件与鸡有关的文物——鸡鸣枕。

这个鸡鸣枕是在尼雅遗址出土,颜色鲜艳,做工精细,形状像个巨大的饺子,两端翘起,一边是栩栩如生的鸡头,一边是鸡尾,中间宽厚凹陷,若是人的头枕在中间,这正是人们常说的“高枕无忧”。最有意思的是,鸡鸣枕上面织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汉字,配有祥云、瑞草图案,这种典型的传统文化图案和文字,让我很快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原地区汉文化,曾经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王国落了根。

关于枕头的来历,史料有这样的记载:三国时期的某一天,曹操在中军帐中挑灯夜读,到了三更时分犯困,身旁的书童请他上床休息,床上有几本木匣式兵书,书童就将其平摆在床的一头。曹操太困,稀里糊涂地将头枕在木匣上就睡,而且睡得很香。书童见此情景,根据木匣的形状,用软物制作出了一种物件,呈给曹操垫在头下,曹操问此物何名,书童只答垫头之卧具,曹操便将此种物件取名为枕头。

在我看来,古老的先民们,早就知道睡觉时,在头底下放只枕头,这样睡着舒服。诸多的新疆考古资料也在证明,原始人类,起初人们用石头或草捆等当枕头,到了战国时期,人们开始讲究用竹枕了,之后,古代先民还在枕内放药以治病,叫“药枕”。后来,我国民间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小孩子枕在鸡鸣枕上能变得乖巧、聪明,而成人枕鸡鸣枕有着期盼如意、吉祥、光明的寓意。渐渐地,虽说没有明文规定,实质上,鸡鸣枕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那么,从尼雅遗址出土的这件鸡鸣枕的主人是谁呢?八年前,我曾去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尼雅遗址考察,同行的新疆文物局专家们给我介绍这处遗址时,最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出土文物,都是和鸡鸣枕一起发掘出土的,比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锦、带“王”的陶罐等。他们告诉我,年代的久远和史料的不全,使他们难以将这些文物说得十分精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汉代时期,中原王朝有着对西域的统治与管理。而这只精美鸡鸣枕的主人,绝非一般人,是精绝国王,还是贵族?不太好说准确,但应当是一位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尼雅人。

在我看来,不管他是谁,属于什么族群,但他对汉文化的崇尚、传承和信仰,早已融进了思想精神里,居于尼雅一隅,与今生来世长存。而这种对鸡鸣枕的喜欢与崇尚,我在新疆诸多的考古发掘中都曾经真实地看到过。比如营盘墓地、山普拉墓地、阿斯塔那古墓群墓葬等,新疆考古人员也同样发掘出了几只鸡鸣枕。当我从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展柜一一欣赏后,发现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一直到唐代,那些枕头虽说材质、形状不一、数量也不少,但都赶不上鸡鸣枕的漂亮,样式独特、材质讲究,做工精细。

这么精美的鸡鸣枕,同样在位于吐鲁番市境内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过一只。阿斯塔那古墓群是西晋至唐代时期高昌城居民的公共墓地,主要葬着汉人,还葬有车师、突厥、匈奴、高车以及昭武九姓等多个族群的居民。同尼雅遗址出土的那件鸡鸣枕一样,这只精美的鸡鸣枕因年代的久远和历史资料的不全,考古专家不好准确地判断出它的主人身份,是达官贵人、族群首领还是富商?但可以肯定的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与管理,还有大批中原地区汉人向西域的迁移,将很多中原汉文化带到了这里,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车师、突厥、匈奴、高车等各个族群的先民,都受到过较大的思想影响,鸡鸣枕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这还要感谢曾经生活在吐鲁番盆地各族群的先民,要不是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汉文化,不分你我,自然而然地接纳、吸收,或许中国传统鸡文化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同吐鲁番的维吾尔族民间至今仍保留着斗鸡的传统一样,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鸡,带给西域古老先民们的美好寓意与祝福,不知不觉,渗透到了各个族群。特别是那些喜欢用鸡鸣枕的达官贵人、族群首领或富商们,生前死后,不离不弃,相依相伴,期盼如意、吉祥、光明,期盼子孙繁衍和生命延续。但愿这样的期待、这样的祝愿,继续伴随今天我们新疆的各民族,伴随每个人,度过新的一年。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十二生肖鸡俑。(张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