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理学家苏浚在《鸡鸣偶记》一书中,曾将朋友分成四类。他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和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就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来说,可资借鉴的是前面两类友情,需要规避的则是后面两类关系。如何避免“昵友”与“贼友”异化党内同志关系?这就需要警惕和遏止棒杀与捧杀。

棒杀,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棍棒杀人。在我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这种棍棒确实存在。所谓“廷杖”“杀威棒”“军棍”等,此之谓也。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年代,不但实物形态的棒杀沉渣泛起,言语形态的棒杀,如“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等,也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活甚至整个社会生活。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已重返民主政治和法治的轨道,虽然不能说棒杀特别是言语形态的棒杀已经绝迹,但棒杀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土壤,从总体上说已不复存在了。相形之下,今天更需要警惕和遏止的,乃是捧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吹捧”。

吹捧有程度深浅之分、危害大小之别。一些人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着眼点在“捧”而不在“杀”,主要目的是取悦领导,让领导为自己“加官晋爵”“开绿灯”。这种行为和风气当然属于“不良政治生态”,应被列入治理整顿的范畴。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其危害尚不及于捧杀。东汉应劭所撰《风俗通》一书中载:“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捧杀较早的一个典故。从中不难看出,“观者快之”是因、是“捧”,马“至于死”是果、是“杀”。对于马来说,为“观者”的“捧”付出生命的代价,其危害可谓无以复加了。

在这则典故中,“观者”的“捧”是否出自真心、其意是否在“杀马”,我们已无从考证。但在今天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确实有一些人对领导干部的吹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往往极尽夸张之能事,将略通文墨捧成“才高八斗”,将有所作为捧成“劳苦功高”;或者指鹿为马,将专横武断捧成“有魄力”“有威望”,将奢侈享乐捧成“不拘生活小节”“懂得享受生活”。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领导干部“拉下水”,使其居功自傲、独断专行甚至陷入贪污腐化的深渊,从而任吹捧者“驰驱”,成为其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工具。其结果往往是“杀”,即断送了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从以往诸多领导干部“落马”的案例来看,这种教训可谓沉痛。

捧杀之所以能得逞,盖因“捧”者的身份与言辞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迷惑性,正所谓“大奸似忠”“口蜜腹剑”。这类人很善于揣摩一些领导干部的心思并投其所好,从而给这些领导干部“自己人”“靠得住”“会说话”“能办事”的印象,不知不觉陷入其精心设计的“迷魂阵”“温柔乡”中。同时,从党内纪律和法规的角度说,目前尚难对捧杀者的身份与言辞进行明确定性和追责。因此,警惕和遏止捧杀,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规和制度,另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远离“昵友”“贼友”,亲近“畏友”“密友”,不断净化自己的“朋友圈”,弘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好作风。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诚可谓用心良苦、语重心长。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