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自明代成书数百年来，姜子牙统帅周武王大军讨伐商纣王的故事，宏大、威武，让人震撼，让无数读者为之击节。

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中的武王伐商是哪一年开始的？

这不是央视春晚小品中的脑筋急转弯，而是中国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一个关键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时间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这已经是西周后期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天文学家那里却找到了依据。

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曾专门撰文记录了这段历史。“武王克商之年自汉代刘歆至今，中外学者已有44种说法。经过甄别和筛选，以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最为可信。”

为什么可信？

铜器上的铭文是这样说的，“武王伐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宿有商……”

结合《淮南子兵略训》所记“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和《国语周语》“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等天象记录，根据现代天文学研究成果，可以推出，武王伐纣之岁在公元前1046年是比较可信的说法。

需要说明的是，1954年，席泽宗从我国历代积累的上万条星象记录中，对古代新星、超新星爆发纪录进行了系统梳理、证认、整理，撰写《古新星新表》一文时，他只有27岁。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超新星的天体物理学家们，都没办法忽略这份薄薄的报告。席泽宗也从此奠定了在国际天文学界的地位。

科学需要积累，也需要突破。在席泽宗的研究道路上，这两点都得到了印证。这也正是科学的魅力所在——它是非线性的，面对的是不确定性，以探索未知为业。

这也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惑。追求安全感，分散风险、规避未知、把控未来，这些价值都是社会发展竭力追求的目标。自然科学研究，恰恰是那个最不安分的因子。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人生就是做了一道选择题后，再面临另外一道选择题。“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人生没有最优选择，只有最适合的选择。在创新驱动战略成为国家集体选择的当下，尽量减轻压在科研者身上的负担，创造自由的研究空间、给予尽量长的时间，给创新以包容，理性面对所谓失败，不断优化创新土壤，净化创新空气，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本网记者 杨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