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保护古村落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而对于如何保护古村落，大家却各抒己见、观点不一。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贵州歌舞剧院一级演员雷艳在提交的《古村落保护要让村民享受现代化发展成果建议》中指出，古村落保护并非只有封闭起来“绝对保护”这一单一方式，还可以用互联网思维与精准扶贫模式，让村民享受到发展成果。

所谓古村落的“绝对保护”，其实就是指为了保护而保护，只注重简单保存作为实体的古村落形态，而对其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缺乏应有的挖掘和激活。可以想见，这种保护一是只见投入，不见“产出”，成本高，难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二是古村落处于封闭状态，缺乏人气，往往更容易凋敝，也让其应有的文化传承意义被打折扣。长此以往，不但保护效果难以保障，也背离了保护的初衷。

保护古村落，说到底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好一座座具有历史的古建筑，在根本上是要保护和打捞建筑背后所承载的民俗和民族文化。明晰了这一点，相较于静态的“绝对保护”，动态化的开发性保护，通过对古村落特色文化的挖掘，并与技术和商业进行结合，让古村落重新焕发生机，显然是更为科学和理性的做法。

正如雷艳所提到的，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和肇兴侗寨等成功保护案例说明，越是形成旅游规模发展的地方，其建筑和文化保存相对越完整。其中的道理并不难理解：因为一旦古村落不再是静止的物品，而是能够被积极利用起来，比如将其打造成旅游资源，使其处于“活”的状态，在保护上自然能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一来发展旅游业有了经济效益，就等于为持续保护引来了源头活水；二来通过适当的开发，地方村民能够从古村落的保护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就能够充分调动参与的积极性。

一些古村落保护，之所以公共部门欠缺动力，村民也没有参与的兴趣，就是因为未能从古村落的保护中探索出“活”的路径，尝到甜头。这一方面需要破除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要重塑古村落保护与现代人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如德国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就倡导，注重挖掘古村落与现代生活的历史性关联，如民间手工艺、方言的传承、民间节日习俗与地域文化的塑造等，以此提升古村落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合理的开发才是最好的保护。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古村落都能够立即通过合理开发获得回报。所以在古村落保护过程中，还有必要将其与扶贫结合起来。当村民在传统古村落的生活、生产环境下，能够享受美好的生活；当古村落不再是落后的象征，而成为生活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形式，让保护自觉融入生活之中，古村落自然不愁无法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