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杰卸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媒体对他的报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动刀论文奖励，排名不降反升”：“很多教师记得，他担任校长对科研政策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取消对发表论文的现金奖励，有人担心这会影响教授们的科研积极性。可张杰认为，学术追求是大学灵魂，必须无功利目的，‘我们不能为发表论文而做研究，而是应该出于探求未知，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必须还科研的学术追求本质’。”

大学奖励论文的目的，笼统说是激励科研，具体说是激励老师们多发论文、多发好论文。在全国高校都在重奖论文时，上海交大反其道而行之，实践证明不仅没有出现许多人担心的情况，排名反而“不降反升”，说明现金奖励在科研领域不仅失灵，其作用甚至适得其反。

国外对金钱能激励什么、不能激励什么一直有研究。最著名的成果如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的著作《驱动力》，它颠覆了传统的“给我奖励我就更努力”的激励理念。

平克把驱动力分成三个层次，他认为个人和组织提高绩效、焕发工作热情的秘诀，不是我们的生物性驱动力或者追求奖励、逃避惩罚的第二种驱动力，而是我们的第三种驱动力，即我们想要主导生活、延展能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深层欲望。他通过考察facebook，google等公司的大量创新例子，发现最好的创新成果都不是在金钱激励下完成的，相反，“如果你使用金钱激励，让人去执行你想要的方式，这些奖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如成绩下降、扼杀创造力、抑制善行，鼓励走捷径及欺诈等不道德行为，使人上瘾以及滋生短视思维等”。我们通常认为金钱是最灵光的激励因素——所谓“金钱万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也——实际上它可能是一种很糟糕的激励。

世界领先的创造力研究者之一阿玛贝尔（Teresa Amabile）发现了类似现象：当人们不为金钱而工作时更富有创造性。金钱只对单调工作（如计件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激励，而对于需要思考、创造力或解决问题的活动，金钱是与人的内在动机作斗争并减少这种动机的因素。她做了个试验，请一些艺术生针对某个主题分别创作一幅画，告诉其中部分学生画作完成后会获得奖励，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不知情。结果表明，明显缺乏创造性的作品均出自那些知道画作完成后可拿奖励的学生之手。阿玛贝尔指出，那些纯粹为艺术本身的愉悦而追求自己的绘画和雕塑的艺术家比外在奖励激励的艺术家更为优秀，正是那些最没有动力去追求外在回报的人最终取得最高成就。

毋庸置疑，科学研究与艺术创作一样，不是单调工作或简单劳动，而是创造性活动，其驱动力是兴趣或好奇心，即属于第三种驱动力。金钱之所以不能激励科研工作，在于外部激励与内在动机之间的差异，导致奖励只会更加激励人们得到奖励，而不是做好事情。上海交大“动刀论文奖励，排名不降反升”，其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其实，论文奖励一直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诟病。最狠的要数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谢克曼对《自然》《科学》等所谓的“奢华刊物”的抨击，他认为科学研究正在因“最奢华而不是最好的研究获得了最大回报”的不恰当激励措施而受到损害。特别是一些学术机构给在这些奢华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以重奖，他认为这是一种“贿赂”，正如华尔街需要破除红利文化（这种文化鼓励对个人有利而对金融系统有害的冒险行为）一样，科学必须破除奢华刊物的暴行。说句公道话，《自然》等奢华刊物是躺着中枪，真正的暴行源于重奖论文的机构，道理类似于“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尽管认识到金钱不仅不能激励反而可能毒害科研的行内人很多，遗憾的是，像张杰敢那样做的大学校长实在太少。

反观身边，一些高校或院系一直在调整论文奖励政策，有些要减少甚至取消奖励，有些则要进一步加大奖励力度，不难发现，真正喜欢科研的老师对奖励政策真的很麻木——有没有奖励都一如既往地做研究。从“学术追求是大学灵魂，必须无功利目的”看，如果有人因对金钱不满而离开学校，对学校的发展其实更有利。科研就像爱情，如果冲着金钱而去，不会有好结局，即使勉强维持，也很难从中得到快乐。

中国的大学正在奔“双一流”，谁是“一流”，论文奖励也许是把好尺子：论文奖励越重的大学离“一流”越远。

首先，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很少有用现金奖励论文的，即使有教授得诺贝尔奖，充其量奖励一个停车位。其次，根据“缺啥补啥”原则，大学重奖论文，表明该大学论文稀缺，总体学术水平远未达到一流。第三，从关于奖励的研究看，大学奖励论文，反映出该大学如果不是管理者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就是老师们的科研动机或境界跟一流大学至少还有层级上的差距。

论文不存在该不该奖励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奖励。世界一流大学奖励论文，往往是从驱动科学研究的内在动机入手，例如认可老师们的成就，给老师们提供有帮助的反馈、充裕的时间、充分的自由，以及追求激动人心想法的必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