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我之唯一目的，在于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

2000多年前，古希腊医圣希波克拉底立下了这样的誓言。后来，这则誓言被医学界尊为圣训，成为每位医学生入学第一课必讲的内容。

其实，不管是希波克拉底誓言，还是中国医学中“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的理念，都是在倡导医学的人文教育，倡导尊重生命、以德为先的从医哲学。这种倡导，对于我国目前重技能轻人文的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国际医学专家曾经对医学生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进行过重要性排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医学道德、沟通组织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医学知识和技能则被排在了第四位。

这种排序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人讶异。我国目前的医学教育，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才是主流，因而不只是普通百姓，就连很多临床医生也认为医术才应该是医生首先应该具备的能力。

实际上，上述排序结果是国际医学界的共识。1988年医学教育世界大会通过的《爱丁堡宣言》指出：“应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生，而不再是满足于仅仅治疗某些疾病。”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Boelen博士也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医生应是保健提供者、治疗决策者、健康教育者、社区领导者、服务管理者。这些都说明医生应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精神。

医术对于患者疾病的诊治固然重要，但我们热切地呼唤医学人文教育的回归。崇尚人文精神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应该成为医学生首要培养的内容，是因为医生是生命的守护者，只有秉承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医生才能像白求恩大夫一样在救助生命时做到全心全意，才能成为患者生命的最佳同伴。

其次，医学教育应该着重培养医学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这是因为，医学是一门相对比较专业的学科，医生和患者在医学知识的了解和掌握上处于信息极度不对称状态，而要化解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只能靠沟通来解决。虽然很多时候，医生向患者讲述的知识可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但患者此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

比如，医生要跟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阑尾炎的治疗方案，必须要向患者和家属说明手术过程可能出现麻醉意外而致人死亡，患者术后可能出现肠粘连等状况。虽然这种可能性发生的概率很低，但仍需要医生向患者和家属解释清楚，从而消除他们的疑虑，并最终确定治疗方案，这其实考验的是医生的沟通和组织能力。

第三，拥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对医学生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医学和法律一样，是一门带有经验性质的实践学科。也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医生们逐渐发现、总结出其一定的规律性。但疾病和教科书的固定描述不同，其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过程，因而需要医生们根据病情的发展变化，以及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和调整治疗方案。

应对疾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需要的是医生的学习能力，是医生根据现实状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医学教育培养并不一定是要让医学生掌握多少技能知识，但一定需要让医学生掌握持续不断的学习能力来解决随时变化的医学问题，这也是世界各国都推行医学精英教育的重要原因。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这份天职需要医生在坚守医学道德、与患者保持良好沟通并不断学习的基础上，再加以医技的支撑才能胜任。所以医学教育不能偏离了人文的轨道，而走上技术至上的误区。毕竟，生命短暂而神圣，而有温度的医学抚慰才能让生命更美好。

（口述/何维;采访整理/本报记者;刘喜梅）

(何维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