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一篇题为《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在各大媒体的转载下不断发酵。本案一审判决，引起舆论的哗然。这起血案之由是母亲苏银霞的债务纠纷：苏银霞此前曾为维持公司生产，借了100万元高利贷，月利息10%，但无力偿还。在被催债者扣留6小时后，儿子于欢拿起水果刀，刺向纠缠许久、甚至是侮辱母亲的催债者，最终酿成了1死3伤的血案。而于欢本人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综合媒体报道）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案件当事人个人命运的挂怀，更多的是对法律规定、法律适用的思考。事实上，本案一大法律争议是于欢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

著名教授徐昕就本案发起“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投票，截至2017年3月25日21：23，17000多人参与投票，96.2%“陪审员”投票赞成构成正当防卫，3.8%认为不构成正当防卫。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主张能够让每个老百姓在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老百姓或许不懂法，朴素的推理可能更多地运用的是情理而并非法理。但是当刑事案件成为舆论的焦点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我们立法的进步。

笔者根据《刺死辱母者》一文所描写的案件事实分析，认为于欢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理论上，正当防卫需要满足下面三个方面的条件：其一，必须有危害社会的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其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其三，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

第一，杜志浩等人实施的是不法侵害

本案中的不法分为三个层面。首先，主张债权主体不法。苏银霞因公司资金困难，于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苏银霞向吴学占借钱，吴学占为该笔借款的债权人。在没有对该笔债权进行转让之前，有且仅有吴学占有权向苏银霞主张这笔债权。杜志浩等11人并非该笔借款的债权人，无权就该笔借款向苏银霞主张权利；其次，主张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欠债100万元，月息10%，合计已经偿还254万元，利息数倍高于最高院规定的36%绝对线，超出部分绝对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最后，杜志浩等11人为他人追讨债务的手段不法。杜志浩等人连续施暴，使用的手段令人发指，并且不断升级：杜志浩一直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其间，杜志浩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于欢试图反抗，被杜志浩抽了一耳光。杜志浩还故意将烟灰弹在苏银霞的胸口。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杜志浩脱下裤子，拿出生殖器官，用极其卑劣的手段污辱苏银霞。

第二，案发时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中

首先，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其次，在“非法拘禁”的整个过程中，杜志浩用各种难听的脏话辱骂苏银霞、将烟灰弹在苏银霞胸口、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脱下裤子拿出生殖器官用极端手段严重侮辱于欢母亲。杜志浩等人的不法侵害在案发时，是处于不断持续中。

第三，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本人

公司员工发现事态愈发严重的情况下，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公安机关出警后，了解到本案系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便告知杜志浩等人“讨债可以，但不要打人”。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了下来。杜志浩等人见于欢求警未果，便变本加厉的对于欢实施殴打、辱骂。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于欢为了制止杜志浩等人的殴打行为，拿起办公桌上的水果刀呵斥杜志浩等人停止殴打行为。此时，杜志浩等人并不听从劝阻，欲继续实施殴打行为。混乱中，于欢拿刀捅伤四名上前对其实施殴打的人员。于欢实施的正当防卫针对的是不法侵害人本人。

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立法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正当防卫”的门槛抬高，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