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节前至两会期间,一些媒体对农村“天价彩礼”的关注从未间断,在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也推出了深度报道。新农村建设持续多年,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但笔者以为,天价彩礼折射出的“生活城镇化”与“思想逆文明化”共存的局面是我国农村建设无法回避的硬伤,值得警惕。

彩礼本是中国传统社会联姻程序之一,是男女双方家庭表示祝贺亲事的礼节性表达,没有买卖性质,其数额可随男方家庭经济情况的高低而决定。然而,环顾当下,很多地方彩礼标准均超过10万元,多的达20万元甚至更高。部分农村还有彩礼“三斤”(约十四五万元人民币)或者“万紫千红一片绿”(20万人民币左右)“一动(车子)不动(房子)”等说法。笔者在调研中也发现,“天价彩礼”已成为许多农村家庭无法承担之痛。

笔者调研发现,部分农村地区婚嫁彩礼远超当地农民经济承受能力,且越偏远落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越差彩礼越高。一些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外出拼搏多年,回乡后因为凑不够彩礼钱而面临“娶妻难”,因婚致贫现象日益严重。过大的结婚成本制约了很多家庭的发展后劲,已成为农民全面小康路上的一大“拦路虎”。此外,偿还婚礼欠下的巨额债务已成为农村青年遭遇的困境,也是“天价彩礼”正在触碰文明生活底线的事实。

天价嫁娶的背后,固然有着中国社会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因素。然而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由于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农村内部人员构成的异质性,使得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偏远或者落后地区农村没有建立完善的养老机制、社保体系,年老后的农民缺乏经济来源和大病医保,必然会有后顾之忧。随着农村生育率的下降,农村“嫁女养老”的观念在抬头。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工作不稳定,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些农民趁机敛财,把嫁女作为改变贫困的手段。

“天价彩礼”更反映了深层次的农村社会治理的缺陷问题。在城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侵蚀下,农村核心人群外流,引发农村人口和资源日益严重的危机。村庄边缘化、空心化日益加剧,给乡村文明建设带来严峻的挑战。

综上,笔者认为,“天价彩礼”的泛滥扭曲着人们价值观,挑战着公序良俗。从源头上消除“天价彩礼”现象,则需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村地区的老人少一些后顾之忧。国家要在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上下大力气,减少对通过“高价”嫁女改善生存现状的依赖。

文明乡风的建设,是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的重中之重,是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的必然要求,是深化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各级政府部门要通过法律规范农村婚介市场,更关键的是移风易俗应与基层治理、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制度对人产生刚性约束,文化调适人的心灵和精神。移风易俗的关键在于着重抓好村规民约的修订,进行引导。要在尊重、传承传统风俗的基础上,留下“良俗”,移走“歪风”,易掉“低俗”。通过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引导农民合理约定红白事消费标准、办事规模等,形成老百姓自己的“规矩”,用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去抵制错误、低俗的价值观。党员干部的言行往往最容易被群众关注和效仿。要推进移风易俗,必须要发挥农村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带头示范作用。

(作者孙贵宝系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