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去看望离休后居住在太行山区的93岁老首长时，他对我说：“眼下来了客人都兴进高级饭店了，不像当年刚“开辟”的时候，党的干部进了村，都是在堡垒户家里吃派饭。今天你就把我当成个堡垒户，在这里吃顿家常饭吧。”

在我的老家，人们习惯把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称作“开辟的时候”。而吃“派饭”，就是指干部下农村工作时，按照农民住宅顺序，轮流去各家吃饭。更早时候的吃“派饭”我没经历过，但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驻村干部到我们家吃饭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虽然说公社以上的干部都有一个“脱产干部”的称呼，但实际上他们哪一个也不脱产，而是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轮到干部到哪家吃“派饭”，尽管生活还比较困难，但主人家都尽量把饭菜调剂得好一点。我母亲就是一个爱面子要强的人，每逢脱产干部来我家吃“派饭”，总是千方百计把伙食往好处做，能不掺糠不掺糠，能少兑菜少兑菜。为了让干部们吃得好一点，临到开饭时总找理由把孩子们支到别处去，客人走了才叫我们回来“打扫战场”。干部们也深知农户的不易，每吃完一天“派饭”，都非常自觉地按规定留下5角钱的伙食费。这对于当时的农家来说，可是一件挺合算的收入，因为5角钱正好是我上小学一个学期的学费。另外，除了密切干群关系，凡是能被派有干部吃饭的户，都有一种“堡垒户”的自豪感。

后来，吃“派饭”的日子轮到了我自己头上。1968年8月，作为一名军人，我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涉县支农。当时，我被派到神头公社的一个村子，并按规定吃“派饭”。对于当地并不富裕的百姓来说，这个饭真是难“派”呀：叫解放军和自己一样吃糠咽菜吧，不忍心；想表达一下心意吧，又实在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于是，乡亲们发明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凡是被派有解放军吃饭的人家，头一顿饭必须吃大碗面。这种面用一个硕大无朋的粗瓷碗装着，面条是一半绿豆芽一半宽面条掺合在一起的那种，吃起来很上口。可那时每人每年只有几斤面粉，一户农家操持这么一大碗面，在那个年代是多么不容易！所以，战友们每次被派到老乡家里吃饭，总是把这碗面推了又推，让了又让，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可最终，还是由战士把面吃下去，主人脸上才露出笑容。于是，战士们只好从每月6元的津贴中拿出2角，把每天的伙食费增加到7角，算是对老乡的一种补偿。

一次，领导让我去邻村一户人家了解他家聋哑孩子的治疗情况。进村后，我就住进了这户人家的偏房，他家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派饭”户。可没想到，这户人家竟然是这个贫困村里最贫困的人家。但即使是这样，这家人照样为我做了大碗面。当我把面条捧到手上，望着炕上躺着的老人，看看不会说话的孩子时，不禁鼻一酸、眼一颤，滚滚的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那天，面条虽然没有吃下去，但在之后的日子里，那碗面却总是在我的记忆中晃来晃去。如今，我虽然已是60多岁的人，大半生也吃了各种各样的面，但最让我忘不了的，还是那碗热气腾腾的太行大碗面！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吃“派饭”的规矩开始变味了。记得当时有一部叫做《黑三角》的电影，电影中下基层的干部不再到百姓家吃饭，而是在公社食堂吃完饭，交上3角钱就算完事。于是，群众就形容上面来的干部每顿饭交3角钱的行为是：“县长来了交3角，局长来了交3角，市长来了交3角，你到底吃了多少黑三角？”没用几年，从一开始的象征性交钱到后来的白吃白喝、大吃大喝，吃喝风便像浓浓的雾霾一样扩散开来，以至于后来三令五申都刹不住这股歪风。直到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重拳治贪，才使吃喝之风得到有效遏制。

我想，现在制止吃喝的文件那么多，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个鼓励到老百姓家、贫困户家吃“派饭”的规定呢？饭怎么吃、和谁吃、吃什么，应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 王树理（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