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计、国家大事”8个字昭示着雄安新区设立的重大意义。

设立雄安新区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部署，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两年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靴子终于落了地，雄安新区把整个京津冀一盘棋激活了。

“但雄安新区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服务京津冀，更长远意义是在新时期起到改革开放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雄安新区被提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也是因为长远的战略所需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雄安新区吸引了各方的目光，仅在百度搜索里，4月6日就已经有超过108万条相关结果。

落实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任重道远。

“雄安新区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

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表示，雄安新区的选址，是综合考虑了交通、地质、水文、建设成本等方面因素，经过反复深入论证选定的。这里交通便捷、环境优美，现有和已经在规划多条城际铁路和高速铁路。“另外，这个地方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核心。“根据规划纲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方法主要是集中疏解和分散疏解，集中疏解就要找集中承载地。”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因此，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是雄安新区当前的首要功能。

“要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要解决京津冀空间不足、资源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北京的非首都功能有一些就要被迁出，雄安新区作为集中承载地，会首先被考虑。”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有哪些非首都功能会被疏解？根据规划纲要，重点是疏解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四类。

“北京是高端产业、新兴产业、创新型要素和资源集聚程度最高的地方，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技术等，以及航空航天、机器人等现代走在国际前沿的新产业，可能会优先在雄安新区落地。”陈耀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当然要有与之配套的社会服务功能，此外肯定还要保留创新型产业和一些高精尖的产业，这些都是符合北京需要的。”邬贺铨说。他表示，随着雄安新区建设得绿色、宜居，而且资源承载力好，开发空间大，将来必然会吸引更多的企业，包括一些央企及高校迁到那里。“作为一个城市，在初期，中小学、医院等肯定少不了，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陈耀认为，高校、医院、研究机构等是集中承载地的配套要求，所以相关的产业、机构，甚至部门，都可能被疏解到雄安新区。“比如在先期，一些高校和医院可能会在新区建分部，一些央企可能也会建分部或者迁过去。”

“建设好雄安新区，最重要的还是要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邬贺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疏散北京非首都功能，更多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绝对不是靠行政命令一刀切。比如市场关注的央企，企业自身要考虑总部设在哪里、分部设在哪里、产业基地建在哪里，不仅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行政的要求，还要考虑到市场需要和自身发展。

堪比深圳、浦东，有啥不一样？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国家战略，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但雄安新区的意义不只是服务京津冀。张燕生说，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特区”“新区”，第一个是深圳，在珠三角，中国的南部；第二个是浦东新区，在长三角；第三个是雄安新区，在京津冀核心位置，是继珠三角、长三角后的第三步区域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决定建深圳特区，90年代初决定建浦东新区，经过这么多年建设，它们是成功的，营造了珠三角、长三角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极。深圳和浦东都位于南方沿海，现在处于内陆的雄安新区希望能在支撑京津冀成为中国发展新的增长极上发挥重要作用。”邬贺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邬贺铨表示，当年深圳面向的是港澳，浦东新区以上海为腹地，雄安新区与北京、天津处于一个三角形的三个点上，依附整个京津冀更大范围的空间。在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时期，希望能起到80年代深圳、90年代浦东所起到的引领带动作用。

可以看到，从全国性的新区发展来看，由浦东新区到滨海新区，再到雄安新区，体现了“北上西进”的区域战略结构。深圳引领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浦东新区成为长三角城市群的引擎，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当年说浦东新区是一个政策最优惠的地区，‘比特区还特’，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雄安新区很可能按照特区的模式来发展。”陈耀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但雄安新区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却并不完全相同。“雄安新区在北方内陆地区，不完全具有深圳和浦东的毗邻港澳和上海沿海的区位优势，现在全球经济处于低迷中寻求复兴的阶段也不像改革开放之初具有吸引外资强劲的势头。所以雄安新区会继续秉承开放，争取用新的优势来吸引外资，但是更看重依靠内涵发展、依靠创新引领。”邬贺铨说。

“类似雄安新区这样既不沿边也不沿海的地方还有很多，希望雄安新区能探索出一条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新模式，探索出一种开发的新道路。”邬贺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改变京津“肥胖”、河北“瘦小”局面

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功能布局不够合理，城镇体系结构失衡，京津两极过于“肥胖”，周边中小城市过于“瘦弱”，区域发展差距悬殊，特别是河北与京津两市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雄安新区首先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在这个基础上，打造一个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营造吸引创新创业的环境。”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表示，雄安新区的发展分起步期、中期和远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对河北来说，规划建设雄安新区，也形成了河北的两翼。一翼是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另一翼是雄安新区，带动冀中南乃至整个河北的发展，这将有力地提升河北的产业层次、创新能力、公共服务水平，推动河北省走出一条加快转型、绿色发展、跨越提升的新路。

京津冀发展不平衡，河北发展落后，很大原因是因为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雄安新区发展起来后，会不会再次形成这样的效应？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璐对此持乐观的态度。

“以前很多新区都是经济功能区，包括浦东和深圳，都是逐渐发展、产城融合，变成国际化大都市，或者国家经济中心。但雄安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要打造绿色智慧新城，这跟以前很不一样。” 陈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雄安新区虹吸作用会很强大，以后会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吸纳高端要素的磁体，它吸纳的内容不仅包括河北，还包括北京和天津，“随着发展，全世界都为我所用，发展强大了，对河北也会形成补给。”

“怎么通过疏解发达都市的部分功能，来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同时带动疏解地的发展，把整个大区域的发展进行优化，雄安新区将在这方面探索一个新模式，给全国都提供一个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陈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雄安新区今后将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目前区域内的产业怎么办？“新区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高新产业的集聚地，也是一个创新创业的集聚地，但是没有说新区只能发展高新产业，现有产业一律迁出，要考虑现有的产业、人工的安置。当然，在新区规划中会对现有产业进行评估，不能有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属于产能过剩的产业也要调节。”邬贺铨说，新区内产业现在档次可能没有那么高，未来要用规划的手段进行升级改造，同时也会根据规划进行调整，使之更符合集聚、集群、集约的发展模式。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在疏解北京压力的同时，也将把河北经济社会的新动能激活起来，能够改变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差问题。”邬贺铨表示，“京津冀的发展是以首都为核心区的世界级城市群，雄安新区是世界级城市群里的重要支点，要打造新型首都经济圈，这样的协同发展能够使京津冀都上一层楼。”

建设中国“硅谷”，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强调，要把创新驱动作为新区发展的根本动力，引导创新要素向新区集聚。支持新区从创新载体、运行机制、发展环境等方面营造良好创新氛围，吸引高端创新人才和团队，努力打造创新高地和科技新城。

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看来，雄安新区今后将成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这是一个大战略，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阶段。“深圳特区的国家使命是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融入世界，充当了窗口和桥梁的作用。浦东新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发展金融和国际化，所以长三角发展得很好。这次在京津冀区域成立雄安新区，它承载的使命就是创新，今后应该是中国成为创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心脏区域。”张燕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燕生表示，北京不是经济中心，但北京的研发强度是最高的，从指标上来看，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他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2015年，北京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0%，科技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为6.01%，居全国第一，其次是深圳的4.1%。这一数字已超过欧美发达国家水平，只有以色列和韩国超过4%。

“北京有中国最好的大学、科研院所、科研人才，但是太拥挤，缺少转化空间。有了雄安新区之后，就把北京的功能激活了，也把整个京津冀一盘棋激活了，这个起步区的100平方公里可以把北京科技、文化、人才和国际化的优势聚集起来，在京津冀形成创新中心、高端制造中心、现代服务中心。”张燕生说，“这样一来，新区能不能成为中国的‘硅谷’？完全是有可能的。”

“中国的产业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1999年，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大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2000—2012年，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未来的发展是第三个阶段，就是创新，包括围绕创新的技术、研发、信息服务等，雄安新区是可以把这些转化成生产力的最好的地方。这个平台和载体，可以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创新中心，从全球吸引高端的人才、资源和企业。”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一张蓝图干到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通知，明确了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

在设立雄安新区消息发布的同一天，老牌“特区”的掌舵人，深圳市委书记、市长许勤被宣布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提名省长人选。当天河北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设立河北雄安新区的通知》。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要从大历史观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规划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意义。

而如何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还需要缜密谋篇布局。“目前总体规划、控制性规划、详细规划等都还没有出来，这是要非常认真做好的工作。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做到‘五规合一’，做到一张图纸管到底，这也是很重的工作量。只有规划做好了，才有后续建设具体的时间安排。”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邬贺铨透露，在京津冀系统发展中，雄安新区的发展也会对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时间表，比如到2030年，首都核心功能更加优化，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区域经济结构更加合理，在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等。“当然，雄安新区需要的时间可能还要更长一点，要成立这么高标准的新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对于雄安新区的定位，社会上有“迁都”“副都”的猜测。邬贺铨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没有“迁都”之说，也没有“副都”之说。“雄安新区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既然是非首都功能，那怎么可能是迁都呢？”邬贺铨说，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将继续发挥首都功能，“雄安新区不仅是‘集中承载地’，还将要打造成一个创新引领的示范区，探索在经济和人口密集的地区优化发展的模式，形成一个支撑京津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的重要作用，也是规划中的京津冀地区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群建设的重要支点。”

要发挥这样的作用，目前来看，雄安新区将会如何发展？张燕生表示，雄安新区学习深圳的创新活力。京津冀地区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活力，机制和环境还可以做得更好。要适应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要给企业家、科技创新人才一个稳定的、乐观的信心和预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璐提出新的看法，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雄安新区重点任务之一是建设绿色智慧新城，所以新城建设涉及到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个新城会有变化，可能不是以前产城融合的发展套路”。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集中承载地，雄安新区会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配套，在这个基础上，会吸引大量的高端人才，发展起高新技术产业。这样创新创业就发展起来了。”陈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所以这个程式可能是反过来的，先建设高标准的新城，在此基础上发展。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东西，涉及到什么问题，需要单独去开创，需要自己闯。”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建设雄安新区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是我们这代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历史遗产。“雄安新区建设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挑战也并存，以后的任务艰巨，要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 邬贺铨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细数中国的“区”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各种“区”层出不穷。改革开放伊始，国家设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区内实行特殊政策，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又先后设立了多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成立，能够进入“开发区”的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又陆续出现了10多个“国家级新区”，近些年又设立了“自贸区”。

这些“区”到底有何不同，它们又各自承载了何种使命？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教授曾撰文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推进改革和发展，大家的认识不一致，在全国统一推动改革开放的话，许多措施不一定都行得通，在此背景下，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设立比较特殊的区域来促进开放和发展。

各种“区”相互之间并不是排斥的，同一个地方可以同时具备多种“区”的身份。

11个自贸区

自贸区即自由贸易区，园区内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适用的关税、审批和管理政策灵活。

19个国家级新区

国家级新区主要是行政区划调整的一种措施，由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并拥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新区的地理范围比较小，通常是一个市内的某一个区域。“国家级新区”的布局更多地会考虑怎么样通过新区的建设带动区域的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增长极，改变整个区域的发展态势，有辐射效应。

7个经济特区

为了稳妥推进改革，中国一直采取先局部试点、再推广经验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改革开放早期，曾设立深圳、珠海等几个经济特区，区内实行特殊的政策。综合改革试验区与特区在性质上比较接近，但“试验”内容更明确。比如，有的针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有的针对资源环境问题等。目前共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喀什、霍尔果斯等7个经济特区。

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既着眼于产业发展的规律又着眼于区域发展规律。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不同的产业之间如何互补，突出产业的集聚优势，政府都要发挥较大的作用。能够进入园区的企业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优惠提供工业用地和税收减免。

145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

“高新技术产业区”更多的是着眼于产业发展规律。高新技术产业在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的扶植加以培育。科技部对于“高新区”的介入甚至都细化到了产业的指导目录，也就是说，哪个地方的高新区应重点发展何种产业，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徐豪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