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内含着精神扶贫的命题,而脱贫则是对一种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别。在政策引入和产业扶持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引导乡风民俗,抵制陋俗恶习,树立起一种奋斗型价值观。

“精准扶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断创新,让扶贫攻坚深入推进,也让中国农村和贫困地区的真实样貌不断呈现出来。伴随着扶贫深入而日渐完整化的“农村形象”和“农村生活”,正成为新闻报道和社会文化研究审视的对象。

“万里挑一”(10001元)、“六六大顺”(66000元)等彩礼陋习,让很多家庭办完一场喜事就倾家荡产;“花了一家人10年的收入”“3天宴席吃掉16万元”的奢侈丧礼,让无数农村家庭因丧返贫;拿到巨额征地补偿后无所事事、再因赌博一夜返贫的故事时常见诸报端;传销、邪教、理财骗局等带来的悲剧各地都在上演。近年来,返乡笔记、农村调研、乡村报道呈现出的这些信息,不断重复着一个常识:物质的贫困与文化的落后是一体两面,精神的安放与脱贫的实现需要同步达成。

脱贫是一个政策语汇,同样是一个文化社会学范畴。过去,中国用30年时间创造了7亿人口脱贫的奇迹,也使占全世界贫困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人群摆脱了蒙昧的生活,进入了享有平等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现代生活。现在,中国发起了全面脱贫的攻坚战,同样意味着,我们要完成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过渡,引导农村和农民完成生活方式的变革。

什么是现代化?哲学学者孙正聿曾有一段通俗的解释:现代化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科学化,接着是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接着是日常交往的社交化、日常生活的法治化、农村生活的城市化。这个解释,构成了一把人文尺子。在人均纯收入、可支配收入等数字标准之外,在住房安全、基本医疗这些生存保障之外,对于扶贫的意义,应该拿这把尺子量一量。

精准扶贫内含着精神扶贫的命题,而脱贫则是对一种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别。在政策引入和产业扶持的同时,扶贫干部和基层干部还应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引导乡风民俗,逐渐抵制奢侈红白喜事、高额份子钱等陋俗恶习;通过奖勤罚懒、教育示范等手段树立起一种奋斗型价值观,引导贫困群体摆脱那种认为财富可以通过偶然发现一次机会而空手套白狼的错误观念。很多经验表明,一个地域的发展机会,其实未必与这个地方的自然禀赋相关,却一定与其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理念相关。唯有开民智,培养起“精气神”,才能让脱贫成果更持久和稳固。

此外,贫困地区存在着的文化生活空白,常常导致带“彩”打牌盛行、赌博泛滥。虽然近年来农村书屋和文化站建设已经深入开展,但很多地方仍持有只输入、不培育的思路,依靠外来力量向本地“植入”文化。其实,要让健康的文化生活日常化,必须根植当地文化特点和文艺类型,充分利用地方戏曲和民俗节日,充分培育本地文化人才,让“观众”和“演员”一体化,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培养起乡村文化共同体。

换句话说,个体的生活方式才是对社会文明的最终沉淀,这是今天精神扶贫与物质扶贫并举的重要原因。(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