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前半生，除了读书，就是学佛。也因此，在我心中，有两个地方，特别的神圣，一个是佛堂，另一个就是学堂。

曾在北京读书四年，虽在中国佛学院，却常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既为其人文环境，更为其学术光辉。

清华大学前任校长陈吉宁在就职演讲中说：大学的根本不在“大”，而在“学”。他提出，办大学要以“学生为本”、“学者为先”、“学术为基”、“学风为要”。记得，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教授也说过类似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师之谓也。”

两位校长的办学精神，可谓一脉相承，焦点集中在：办大学，重在有大师，非重在有大楼；重在学，非重在大。

这让我想起我们的佛教及其现况。

回归佛陀的本怀，我们会发现，佛教，其本质就是教育。佛陀从成道到涅蓜，一生在做的事情，无非就是教育——传教。他随机宣教、因材施教、授业解惑、度化弟子、化度世人。也因此，佛教弟子尊佛陀角色为大导师。

因为佛教的本质是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因此，寺院与大学，就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

考察佛教史，寺院规模大、殿堂体积大的年代，未必就是佛教兴盛的年代。而高僧出，即大师出的时代，才是佛教兴旺的时代。往往，出个高僧，即大师，就推动佛教向前一步。如是出个划时代的祖师，即顶级大师，那么，佛教的发展，就大大地跨前一段。如慧能禅师、玄奘法师、怀海禅师等就是这样的祖师。

也因此，我在想，基于佛门现状，接下去，我们的发展道路，应是怎样？这大学的发展规律，值得我们借鉴。

改革开放数十年，我们的佛教，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大寺院了，我们有大殿堂了。但底气不足的是，我们缺了大师，即缺了高僧缺了祖师。

为此，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应是成就造就大师。时代呼唤大师，时代需要大师。大师，是高素质高品质的综合体，他不会凭空而生，他的出现，除了自身根器与时代生态之外，就需要培养。而且，是从一般僧才中培养出来的。

也因此，我们应把更多时间、精力、财力，转向投放到一般僧才的培养上。做足一般僧才培养的工夫。有了这牢固的基础工程，才有可能缔造出金字塔尖。这培养，一方面，是自我培养，即自我努力，另一方面，就需要佛教界为他们创造出好的条件与环境。这条件与环境，包含学习、修持、研究、弘法、管理等等方面。

如此，我们的佛教大师，自会御时代风云，应运而生。

(作者系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福州开元寺方丈、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