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法、不合理的一律取消。不能取消的，该合并的就合并。”“目前各地清理工作进度不同，现阶段还不能搞‘一刀切’，让群众无法办事。”“如果还有要求开具‘不该开’证明的，群众可随时举报投诉，公开曝光。”根据最新规定，自5月1日起，成都市将取消各类证明298项，仅保留15项。这一被称为“最大力度”的“减证便民”行动，让群众少跑腿，给基层组织减了负，倒逼政府部门工作由“避责思维”向“负责思维”转变。(4月25日四川日报)

之所以被称之为“奇葩证明”，不仅奇葩的令人啼笑皆非，让出具证明的单位感到很无辜，让百姓感到很无奈，更导致了“办证难”、“难办证”。如“我妈是我吗”、“证明我是我”、“树枯死证明”、“意外摔伤证明”、“确定没看见证明”、“担保人品证明”、“夫妻长期分居证明”等。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调研表明，仅社区需要开具证明的事项就有110多项，“人在证途”不仅生动再现了国人“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办证的路上”的忙碌景象，“开各类证明占工作量约一半”，也占用了职能部门大量为民服务的时间。

“奇葩证明”看似“庸人之绕”，实则“避责思维”作祟，同时也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的体现。

“避责思维”看上去是在一丝不苟“认真做事”，实则患了“程序正义”症，他们一旦认真起来，不怕群众磨破嘴，跑断腿，依然稳如泰山。此举除了“明哲保身”，绕来绕去，最主要的是体现自身的“价值”，让你知道“婆婆也是娘”，表现出来的实际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在群众经受了“办证难”、“办证苦”之后，即使是木头人也会设法走捷径抄近道，自然就给“跑关系”、“托门子”留足了空间，从而滋生腐败。

“奇葩证明”无论是一些部门为了规避责任或图省事儿，最后把责任推给了群众和基层，一级压一级，还是“庸者自绕”互相扯皮，都说明一些人还没有从思想上转变工作作风，都是“负责思维”严重缺失的表现。

这次成都一次性取消298项“证明”，“不合法、不合理的一律取消。不能取消的，该合并的就合并。”并公布举报热线电话、微博和微信，接受老百姓的监督，对工作执行不力的有关部门或个人实行严肃问责，不仅是百姓的殷切期望，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也充分表现了政府服务为民的决心和诚意。

然而“减证便民”并非一减就成，是倒逼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模式，是一次从“避责思维”到“负责思维”的华丽转身。“减证”不减责任，减掉的只是繁枝缛节，减掉的只是无需证明的证明，最终目的是“便民”；“减证”并不意味着什么事都能办都给办，减掉的只是“你妈是你妈”“我还活着”等让人哭笑不得，不合法、不合理的各类“奇葩”证明，并不意味着“死人”也可以继续领养老金，减证不等于放弃责任，应该严格把关的还需要严格把关，是由“群众不便”变成“部门不便”，由“坐堂办证”变成“出门办证”，核实工作必不可少，“负责思维”必须贯穿工作始终。

“减证便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转变工作模式，完成从“避责思维”到“负责思维”的华丽转身，“减证便民”同样需要“减证放权”，虽然有了明文规定，上级部门不能再“任性”，跟群众解释也有法可依了。但“官本位”思想不破除，不打破部门间“信息孤岛”，尽管办事群众不跑腿了，办事人员不可能不“请示”，因此，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建立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整合并打通各部门信息资源，实现“一键”联网查询身份、产权、亲属关系等信息就显得十分重要。如若不然，代替群众跑腿的办事人员动辄需要“出门办证”，不仅不会提高工作效率，反过来也会让老百姓心里过意不去。因此，在落实“减证便民”的过程中，无论哪一级政府部门都必须“负责思维”贯穿始终，只有让数据多跑路，群众才能真正少跑腿；只有心里时刻想着百姓，不忘初心，就没有办不好的事，就会让好事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