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概念起源于欧美，“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被认为是它最简单明细的概括。跟一般公益组织一样，社会企业有明确的社会或环境目标，如创造就业机会，培训或提供本地服务，而与一般的公益组织不同，社会企业直接参与为市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但因为其收益主要用于再投资，所以它又与以盈利为目的的普通企业有所区别。在众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的社会企业生态圈已经相对成熟，对于公益领域正蓬勃发展的大陆，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用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冯燕，素有台湾“社会企业教母”之称。她与社会企业的初遇大约在10年前。她参加香港社会企业高峰论坛时了解了欧洲著名的社会企业“黑暗中的对话”。这个社会企业将盲人培养成“黑房教练”，通过打造全黑环境，利用盲人在黑暗中敏锐的感官，梳理正常人在社会中的压力与情绪。“刚开始看到这个，我觉得好棒哦，因为以前盲人只能去按摩、调音，但这样的形式充分发挥了盲人的优势。而且这个项目成立之后，有很多大企业争相聘请盲人朋友为他们的员工进行培训，无论是社会效果还是经济效益，都十分成功。社会企业的存在，其实就是跳脱从前的模式，用社会企业去解决社会问题。”冯燕说。

从此，冯燕就一直关注社会企业领域，并尽自己所能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2008年，汶川大地震，还在台湾大学担任学务长的冯燕带领一群台大学生深入灾区，尝试通过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振兴地区经济的可能性。

大陆，可以说是冯燕实践社会企业的原乡。

2013年，冯燕担任台湾“行政院”委员，在审议台湾《促进青年就业方案》时，冯燕发现了问题：“用‘民间’的观点来看，就会觉得那个专案行不通，它的内容其实就像一个大拼盘一块一块拼起来，完全没有加成的功效，那你干吗拼起来？只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每年花了这么多钱吗？”耿直的冯燕将这件事提了出来，于是促进在相关主管部门重新审视这一方案，并形成了后来的《青年创业专案》。“青年创业，‘创’什么呢？作为一个社工领域的人士，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社会企业。”就这样，在冯燕和其他一些相关人士的推动下，台湾行政主管部门于2014年颁布了《社会企业行动方案》。这个方案通过政策调整等方法为社会企业提供友善的发展环境，构建社会企业网络平台，并强化了社会企业的经营体制。在《社会企业行动方案》的构架中，主管部门倒入各方资源，为社会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资金“活水”，并且建构社会企业育成机制，成立专业的辅导团队，争取将“萌芽”中的社会企业扶持壮大。

不可或缺的“生态圈”

在冯燕看来，一个社会企业，就如同一株从萌芽走向成熟的植物，若要她茁壮成长，离不开良好的社会企业“生态圈”。“就像一株植物要生存，需要阳光、空气、土壤和水。对于一个社会企业来说，主管部门的政策就像是‘阳光’，在台湾以高校等组织主导的育成机构就像丰沃的‘土壤’，从台湾的经验来看，大量社会企业其实都是小型、微小型，它的前期运作可能需要资金的支持，这个资金，就像浇灌社会企业的活水，而最后，购买社会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就是社会企业赖以生存的空气。”冯燕说。

这样的一个“生态圈”，可以让确实能解决某一领域的社会问题的社企顺利地发展起来，同时，社企的“生态圈”也会影响全社会，营造利他主义的社会氛围：“青年人如果曾经创立社会企业或者曾在社企工作过，以后哪怕他离开这一领域，其实对他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领悟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就可以进一步影响全社会。”

现在，台湾社会企业的“生态圈”已经初步形成：大学、学会等学术机构在展开研究工作的同时，也带动了以社会企业为主题的学生社团。台湾教育部门跨校推动社会创新人才培育网，期待通过研究、授课及地方产业合作，培养出能以创新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青年人才。在创业孵化方面，“台湾社会事业发展协会”等组织帮助社会企业创业者稳固起步，亦有跨部门的沟通平台负责推动制定社会企业相关政策法规。同时，很多大型企业也积极参与到社会企业的实践中，尝试通过与社会企业的合作创造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局面。而在这种“生态圈”的影响下，台湾社会也呈现出热衷公益、注重项目综合效益的倾向。

两岸交流的“蓝海”

“台湾目前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企业‘生态圈’，这一点值得大陆借鉴。”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会工作师委员会副主任陈葵快人快语地说，“大陆目前正处在社会企业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企业的概念刚开始出现。这就造成一个比较鲜明的特点：大陆的社会企业收费能力较低，比较多地依赖政府资源。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企业，首先是一个企业。没有盈利，你还企什么业？”

陈葵说，目前大陆并没有像台湾那样对社会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分配机制做出限定，希望鼓励各种形式的社会企业涌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则着力打造“活水”的职能：“政府要做最‘天使’的投资人。”

陈葵认为，大陆并不缺乏充满生命力的优秀社会企业项目，但是，“通过社会企业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还没有形成。“社会企业发展得比较好的省份，不少社会企业都是高度依赖政府的投资或政府购买服务。现在确实发展得很好，但风险也不小。一个企业80%甚至90%的订单都是政府的，一旦有一天失去了政府的订单你养这么些人怎么办？所以还是要建立起企业的自生机制，尤其要让民众了解，做公益收费不丢人。不靠捐款能把自己养活而且还解决了社会问题，这是非常好的形式。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人愿意为社会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买单。”

这是大陆不少公益组织目前所面临的选择：不提高收费能力，仅靠不稳定的捐款无法良性可持续地发展；而“收费”又会对项目的口碑和活动造成诸多影响。因此，在是否转型成社会企业的抉择中进退维谷。面对这样的疑问，冯燕给出自己的“解药”：“不是说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必须转型成社会企业，而转型成社会企业也不一定非得在本来的工作中收费。比如你是个关爱老人的组织，以前你去做项目不花钱，现在忽然说要收钱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社会企业的盈利点可以通过更多的渠道去寻找。像我们之前一个倡导亲子共读的公益组织，现在开了一家餐厅，在这家餐厅你不用担心像外面的餐厅那样带着很小的孩子会被邻桌嫌弃什么的，大人和孩子都能吃得饱饱的好好的，同时又有共读的时间和活动。共读本身仍然不花钱，但吃饭总是要花钱的。这样做下来，我们这个餐厅的生意还蛮好的！”

而在大陆有着多年社会实践经验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项目官员周玉亮则认为，正在飞速发展的技术革新是大陆社会企业的独特优势。“现在很多社会企业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自己的项目进展，比如我知道大陆有一家社会企业，它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垃圾分类，有个口号是‘垃圾就是钞票’，利用技术手段，普通市民正确分类垃圾实时就能在手机上返钱，想法非常好，做得也很出色。这一点是大陆的特色，也可能是未来我们能跟台湾分享的经验。而无论如何，社会企业的发展都是两岸交流的一片‘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