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忽翻一本20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上面有篇《周作民和金城银行》文章，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创始人，从1917年金城银行创办到1949年，他连续担任金城银行32年总经理，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曾成功资助范旭东创办永利公司、卢作孚民生实业公司扩大业务和规模。该文章作者徐国懋，一直在金城担任要职，所写周作民应该真实。这一翻还真翻出一个历史细节：蒋介石就是通过设在周作民家中的地下电台向冈村宁次下达投降命令的：

徐采丞（上海地方协会的秘书长，杜月笙抗战时期在上海的代表）在上海一向和日本人紧密勾结，又和军统特务联系。徐利用周作民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住宅设一秘密电台与重庆通电，特嘱陆鸿勋到周家安装。对于在他家私设电台，周作民初不愿意，但又怕得罪徐采丞，发生误会，也就不坚持了。（1945年）八月十六日，陆鸿勋告诉周作民说：蒋介石今有命令致冈村，令其赴芷江何应钦处投降，并有禁令数条，措词颇客气。此电已交徐采丞转致，而徐采丞嘱其暂密。冈村复蒋介石的电报也是托徐经过这个电台发出的。此时周作民看到这些重要电报在他家拍发，颇为兴奋，在日记中写道：‘此乃历史上之事件，两电均在余宅收发，亦幸事也，另以文记之。’”

查蒋介石年谱长编，蒋给冈村的六项投降原则是：“一、日本政府已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二、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四、所有飞机及船舰停留现在地，但长江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及所属官员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周作民抗战时也利用与汉奸、日寇交往，向重庆方面提供了不少情报。故而抗战不久，虽两次“遇险”：一次是被军统传去问话，一次是汤恩伯部派兵“觅周”，但均很快化解。1946年1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周作民，对此，蒋介石说：“汝之作为甚好，余悉知道，但部下人员不知我的意思，更不知我们的关系，发生误会，实在对你不起。”

蒋经国上海打“虎”期间，周作民去了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受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感召，于1950年秋回国，是第一个回国的上海老一辈金融界头面人物。后来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于1955年3月8日逝世，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