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苏科技大学副校长、教授 黄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建设成果,习总书记这样评价: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但是,“新境界”理所当然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冷静地反思并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也面临着国家治理中“政治”的现代转型,与此相伴随的是社会思想,由市场经济为基础,逐渐构建新的社会阶层形态、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发展理想,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呈现“自然”和“正常”的发展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当代群体思想很难通过国家意志和政治控制来实现共同信仰,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即“人的思想”也是在“稳定是压倒一切”下呈现看似自由、多元但却“无根”的状态:有学者甚至主张用“公民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弱化、淡化或试图直接“去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色;大众文化也因市场经济带来的诸多益处而转为对原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得漠不关心;文艺审美趣味的低俗化、商业化受到一些民众,特别是网民的追捧,生动地反映出主导意识强化和大众审美草根心态之间的落差。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所要面对的现实困境,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着科学论述: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可以认为,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需要理直气壮来凸显政治本色的阶段。

从外部宏观的意识形态环境来看,这是社会发展前行的需要和政治治理不断科学化的延承。经济全球化带来思想围栏的打开,西方思潮带来异质空气的潜入,形成思想多元的主要力量和样本库,从高度政治化到开放的空气,再从多元化到重新确立公民意识和共识。相应地,意识形态领域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着类似“正反合”过程:上世纪80年代之前,处于极度政治化的状态,“政治挂帅”“思想斗争是政治意识的头脑反映”等均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到了90年代,“施政”“阶层”“民众”等相对中性的概念涌现;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政治与价值自觉渐渐凸显,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的政治性成为新的社会潮流与历史进程。

就当下微观的价值生态而言,这是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与“政治公共性”的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基于这种视角的政治公共性重构,首先自身不像某些学者所说,模糊国家治理中的“政治”血缘,将哈贝马斯的“历史范畴”下的毫无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作为自身发挥作用的理想空间,而是应该在更深的思想层面和更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激活转型期社会变革下的政治意味与思想活力,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更在于科学解释国家意识形态实践,并为其提供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但是正如前所述,当下社会转型期,大众参与式的政治途径在普通民众看来还未彻底开放,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公民社会”还未实现,“政治疏离感”比较强烈,确立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价值共识的呼声此起彼伏。

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政治是各种社会力量斗争的领域,普世、自由等概念无法全面概括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只有从一种政治视野出发才能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和功利性,因为即使在社会意识多元的转型期,价值、核心价值对思想的导向功能并非不存在,只是运作模式发生转型,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身也需要重新赋予政治性新的涵义,这一涵义是指应对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情况,重构范式,精确定位“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和对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承担的使命和所遵循的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实现凸显政治本色?从内部因素看,首先必须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阶级社会发展的逻辑必然;其次社会将个体思想与社会政治思想相统一是“人的内驱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理机制,这两个方面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关怀、权力关系、阶级意识、社会实践和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缺失了这种与生俱来的逻辑和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经济学那样,看似“科学”,实则常常忽略了“重大的根本”。基于上述原则,凸显政治本色的重构实践必须包括以下三方面重要指向:

以思想政治教育厘清多元价值观的思想根源。综观形形色色的、成因繁复的价值思潮,可以归因于两类:一类是思想上存在主观善意,在价值多元的激荡下,唯恐政治性争论迷失科学理性,企图通过“弱化政治性”的手段和方法来推进发展、研究问题;另一类是与这种“善意”相对立的,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执政党地位的蓄意攻击,看似是学理性的倡导,实则是另一种对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本色的颠覆。很明显,通过非政治性的手段进行纠偏,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但面对政治性的基本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予以厘清,坚决捍卫国家所代表的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立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社会核心价值即国家层面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制度、一个国家运作模式赖以立足、借以扩展、得以持续的灵魂”。这种“异中之同”或“重叠共识”是正常的,它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共识形成中的“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供了空间,也为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共识的拓展和深化提供了动力。然而,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在社会层面上的共识必须是广泛的“异中之同”或“重叠共识”,否则社会主导价值观念就不能在多元社会价值观念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中凸显出来,这正需要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努力和实践。

以思想政治教育导引意识形态研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导引社会科学在自由市场经济出现以前,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性,而这个制度设置前所未有地受着社会权威的控制和规制”,西方发达国家的转型道路告诉我们,“社会关系与行为被一步步嵌入市场,特别是土地、劳动力和货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更是确定无疑地将社会关系嵌入经济体制”。自然科学崇尚的技术理性看起来与市场经济下的现代社会更为契合,但早已经有社会学家对此表示了隐忧:“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显然,消弭社会政治或者政治社会中的“精神荒原”,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从属于上层建筑并受到经济基础制约的社会科学,尽管某些社会科学也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但教育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存在于社会政治系统之中,受社会体制的推动和阻遏,又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建设等诸多方面,充分体现出意识形态教育应有的张力。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设置政治实践的行为路径。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许多人只知道物质上“要什么”却不知道精神上“追求什么”,“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公民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场域,应该是社会个体积极参与的自律、互补、共治并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生态,社会个体在自主参与的各种社会政治实践中能形成和表达具有普遍认同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其中包括能够影响公共权力及政策,也能制衡专制、强权和资本垄断的价值,同时也具有丰富社会资本、传播意识形态、增进文化价值等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在以上的不同向度上,设置社会个体进行政治实践的路径,以遏制转型期引发的社会个体集体无意识的分裂状态。在这样的路径中,统摄性、说理性政治教育处在了不被教育对象需要的受拒斥的窘地,理论—认知—渗透—参与—主导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范式应该被逐步构建。这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本色的典型特征——应该为社会个体设定应然的政治实践行为路径。这种路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积极主动的“应为”,其意义在于引领公民自觉追求政治需求和法律规制的义务;消极被动的“禁为”,此意义在于维护政治治理,保障社会个体不僭越纲法伦常所规定的行为底线,以契合转型期政治场域的公共性、开放性、多元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