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缺陷已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的社会问题，因此防治出生缺陷极为重要。”近日，民革中央副主席田惠光在接受团结报记者专访时说。

田惠光毕业于芬兰库奥皮奥大学公共卫生系公共卫生专业，作为一名疾病预防专家，她对我国的出生缺陷和残疾现状颇为了解。田惠光介绍，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目前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其中出生的时候，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出生缺陷常见病种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发育缺陷、唇腭裂、四肢短缩、足内翻、脑积水等。总的来说，农村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和残疾的发生率远远高于城市。

“出生缺陷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是严重地影响和危害儿童的生存和生活质量。出生缺陷不但是造成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日渐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出生缺陷约30%在5岁前死亡，40%终身残疾；二是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从整体上来看，出生缺陷降低了人群健康水平和人口素质，因治疗、残疾或死亡导致的疾病负担巨大。我国每年新出生的唐氏综合征生命周期的总经济负担超过100亿元，新发先天性心脏病生命周期的总经济负担超过126亿元。三是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及经济负担。在社会保障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出生缺陷导致的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现象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影响家庭幸福和谐。”田惠光说。

田惠光于2001年8月至2014年7月担任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分管妇幼保健工作。期间，天津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控制出生缺陷工作，经过1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缺陷发生率一直控制在1%左右的较低水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聋校、盲校、启智学校生源明显减少。2011年中残联、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天津市残疾儿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周边城市。根据卫生部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所做的卫生经济学评价显示，行动计划五年期间，出生缺陷项目共投入资金1.29亿元，产生效益41.03亿元，投入产出比为1∶31.85，获得了显著的卫生经济学效益。

总结这些取得的成绩，田惠光说主要得益于组织保障、规划保障、工作网络保障、技术保障、经费保障和信息化保障。其中天津已形成基层卫生机构为网底，妇幼保健机构为枢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为支撑，出生缺陷诊断、筛查中心为技术核心的专业工作网络，300余个医疗机构参与全面预防和干预出生缺陷，构筑了孕前、产前、生后三道防线，实施15种缺陷疾病筛查和7种缺陷疾病的救助，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同时担任民革中央妇青委主任的田惠光，每年都会组织几项与妇女儿童相关的调研工作。她说，民革中央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一直非常关注。早在2009年，民革中央妇青委在调研天津控制出生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组织了控制出生缺陷调研课题，深入河南等地调研，形成《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出生缺陷的建议》，作为民革中央的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大会。

谈及我国目前开展的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田惠光说相关法律法规已经不断完善。国家制定实施了母婴保健法及其实施办法，颁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卫生部门先后印发了出生缺陷防治相关法规和技术规范，使出生缺陷防治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同时，综合防治体系逐渐健全。经过多年努力，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格局，初步建立了包括妇幼保健机构、综合医院、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相关科研院所等在内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

“三级防治措施也不断得到加强。一级预防具体措施包括健康教育、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保健等。如2009年起，我国对农村孕前和孕早期妇女免费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级预防方面，我国产前检查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三级预防方面，我国新生儿疾病筛查率和治疗率不断提高，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开展了新生儿疾病筛查补助项目。”田惠光说，但同时应该看到，我国出生缺陷工作面临严峻考验，如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各部门的协调配合需进一步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亟待加强；宣传力度不够，群众意识淡薄，主动受检人数少等。

为此，田惠光建议首先要强化各级政府责任，为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提供好组织、规划、工作网络、技术、经费和信息化保障，夯实工作基础，提高出生缺陷防治效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出生缺陷防治，动员各方面资源和力量，共同推进出生缺陷防治工作。同时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主动参与出生缺陷控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