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17财年第四季度财报及2017财年全年业绩,专章对企业责任做了介绍。当天,阿里巴巴集团同时披露了2017财年公益最新数据:超过3亿用户、178万卖家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益行动。四分之一的中国人通过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平台参与公益行动;2017财年阿里巴巴平台和蚂蚁金服平台共推动社会公众47亿人次参与公益。(5月19日《公益时报》)

阿里巴巴的财务报表不可谓不亮眼,而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其“公益”财务报表,这是一份优秀的“社会业绩”。推动了这么多人参加公益,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阿里巴巴在“社会业绩”上的努力,也是引导更多企业履行“企业公民”责任的重要推力。

在美国经济理论界或是商界,被引为经典的是“企业的职责就是赚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lton Friedman曾说:“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利润最大化。”这是将经济视为不具备任何价值目标的“纯粹的经济”。

到了1953年,Howard R.Bowen发表划时代著作《商人的社会责任》提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后,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逐渐成为主流思想。尤其是在21世纪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下,企业需要有经济业绩、社会业绩、环境业绩的“三重业绩”,逐渐成为经济伦理的核心共识。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只有在当它能够使人们在道德上得到改善时,才算是正当的事业”,这是经济正义性的要求;从企业自身需求的角度来看,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过:“一个健康的企业和一个病态的社会是很难共存的。”这就要求,企业在追求业绩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业绩”的改善。

“社会业绩”也会提高“财务业绩”,因为良好的“社会业绩”会使公司获得较好的“商誉”,并传导到公司经营的具体业务项目,形成品牌。要知道,“选择道德的消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此外,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也降低了企业的营运成本。

有学者选择了69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设置了“捐赠支出比率”“资产纳税率”“职工所得贡献率”“环保投入比重”“是否通过ISO1400认证”等作为“社会业绩”指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业绩与财务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上市公司“社会业绩”的改善也促进了其财务业绩的改善。

目前我国对是否披露“社会业绩”信息没有强制要求,除少数重污染行业以外,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没有披露“社会业绩”或缺乏相关指标。期待更多的公司像阿里巴巴集团一样,每年公布更加详实的“社会业绩”指标,为更多学者对“社会业绩”进行定量研究提供方便。相关部门也可以引导相关公司评估企业“社会业绩”,探索设置一些可量化的指标,这对我国企业健康成长、提升经济伦理道德是有直接推动作用的。更多“有道德”的公司参与追求“社会业绩”,也是民众之福、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