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网约车司机，两年多来，跑了11000多单，载过的乘客过万人。他无数次想象着，失踪多年的女儿有一天能坐上自己的网约车，轻轻地说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一家三口出去，回来时只剩我和她妈妈”

1994年1月8日下午5点，成都，九眼桥。

一场冬雨刚刚下过，和往日一样，王明清夫妇在街边卖着水果。还差10天就满4岁的王启凤如往常一样在水果摊旁玩耍。

母亲刘登英记得，那天孩子跑过来抱着自己的腿，一下子没站稳滑倒了。自己正忙着照看生意，朝她屁股上轻拍了一掌：“凤娃子你咋这么淘气！”

那一掌，让她自责了23年。

水果摊上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刘登英让丈夫去换零钱，一回头的功夫，女儿就不见了。他们桥上桥下找了个遍，不见孩子的踪影，连忙到派出所报了案。他们发动亲戚朋友把各大车站寻了个遍，女儿却如人间蒸发了一般。

“早上一家三口高高兴兴地出门，回来就只剩我和她妈妈了。”王明清回忆着，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

那个夜晚，他搂着妻子，在床边枯坐了一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骑着自行车赶到成都市儿童迷失招领所，没有女儿的身影，又去了远郊的儿童福利院，依然无功而返。担心自己前脚走，后脚就有孩子送来，错过了女儿，他每天都来回奔波。

妻子则继续在九眼桥附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孩子的名字，一边寻找。那些日子里，妻子几乎每天都哭着入睡，悲伤的情绪笼罩在逼仄的出租屋内。

“寻亲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帮我”

从成都到老家安岳县，报案、登报、四处找人、来回奔波……他们花光了积蓄，几乎脱了人形。“我们完全顾不上自己了，旁人眼里，就像两个癫子。”王明清说。

回到成都，王明清买来一辆人力板车，一边送蜂窝煤，一边继续找。“有很多人也叫我去外地打工，我都不愿意。她是在成都丢的，应该记得九眼桥。万一她到成都找我，我没在这里怎么办？我不能走。”王明清说。

2014年底，王明清开起了“滴滴”网约车。他的车上贴着寻人启事，座位旁放着寻人卡片。他像复读机一般，一遍遍地向乘客讲述着20多年前那个悲伤的下午，希望人们帮他把寻女的消息扩散出去。

寻亲的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王明清的手机里有一位叫“好人”的联系人。在听说他的遭遇后，下车时坚持留下200元钱。“虽然钱不多，算是一点点的支持。”乘客对他说。王明清多次打电话想把钱还回去，可她总是拒绝。后来，他只好给她存了200元话费。

还有一位乘客，被王明清称为“姓方的兄弟”，主动提出制作寻女广告，临走时要走了他珍藏的报纸。“起初我还舍不得，怕他哄我。过了十多天，他竟然从达州市的渠县把报纸和制作的近万张卡片，以及海报、车贴全部带到了成都。”王明清执意给钱，他却说：“如果收你一分钱，你就把它取下来，我们永远不是弟兄。”

王明清常常收到好心人的微信红包，可他一次都没有点开过。“乘客坐我的车已经付过钱了，怎么还能要呢？只要他们愿意帮我转发，我就很满足了。”

去年年底，成都网约车新政出台，王明清的车面临淘汰。在得知他的情况后，滴滴公司联系了一汽大众，免费为他换了台新车，还免了购置税、保险费和终身保养费。

“寻亲的路上，99.9%的人都在帮我，让我走得更加坚定。”他说。

“只有在找女儿的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

一名乘客曾经告诉王明清，自己不是家里亲生，可他不敢去找亲生父母，怕会伤害到现在的家庭。这件事刺痛着王明清，他也担心女儿因为同样的原因不敢来找他。“我只想知道她在哪里，不管她现在怎么样，我只想见见她，再抱抱她。想跟她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把她给弄丢了。我不会打扰她的生活，只想让她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她。”

去年，王明清夫妇到公安局采了血，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全国DNA信息库中能传来比对成功的消息。他们与许多丢失了孩子的家庭建立了联系，大家相互安慰、相互支持，交换着线索。

王明清的寻人启事上印着“请失踪的孩子及父母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DNA”，他说，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宣传让更多家庭团聚。

如今，王明清身体越来越差。他有时也担心，将来开不动车的时候，是否还能继续坚持找女儿，他甚至也担心，自己有一天突然倒下，等不到和女儿相见。

但他的儿子和小女儿都答应他，无论怎样，不会停下脚步，一定会找到姐姐。

“相信她能回来，是我唯一的支撑。”王明清说。“只有在找女儿的路上，我才感觉自己是个父亲。”

10年前，他们去拍了一张全家福，后排中间空出了一个位置。王明清说，那是留给凤娃子的位置，他会一直等到空缺被填满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