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李纯

北京时间1997年6月30日23时59分48秒，香港会展中心内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进行至最关键时刻，英国国旗却比原定时间提早了12秒降到旗杆底部，国歌声随之停止。

此刻，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都屏住了呼吸。

站在主席台下的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大队长程志强知道，五星红旗必须而且也只能在12秒后升起。他将手举至胸口，试图向台上已抵达位置的升旗手朱涛示意“有情况”。

然而，程志强的心中还牵挂着会展中心另一侧——中方军乐团指挥于建芳就在不远处，握着指挥棒的手已经抬高，但耳朵却等待着从角落里传来的倒数声。军乐团联络官张景山紧盯着负责现场直播的中央电视台一号摄像机显示器秒针，口中在轻轻地向于建芳报时。

直播画面从会场全景切至旗手。“漫长的”12秒一帧帧走过，程志强感到无比缓慢，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56、57、58、59、60。”于建芳的指挥棒落下，《义勇军进行曲》的音符奏响；朱涛开始了第一个动作，五星红旗缓缓而上。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香港经历了最后的波折，终于正式回到祖国怀抱。

“我这才稍稍舒了一口气。”20年后，程志强——这位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重要亲历者，对中新社记者追忆说。

7月1日零时零分46秒，国旗按原定计划上升到8.28米高的旗杆顶端，国歌最后一个音符同时结束。朱涛和两名护旗手宋月强、王应辉走下主席台。

“任务完成了。”令程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在台上显得泰然自若的朱涛开口说第一句话时，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一张嘴，(他)满口都是鲜血。”

程志强说，仪式开始前，朱涛就已开始流鼻血。他帮忙用凉水拍额头，再拿棉花塞进鼻孔，为防止特写镜头前鼻梁两侧高低不一，塞完棉花后还使劲捏其鼻翼，让从外部看不出来。“朱涛后来告诉我，他在台上仍感觉到不断有血流出，就一次次地把血吸进嘴里。”

从1997年3月接到参加交接仪式的任务到正式上台，仪仗队只有不到4个月的训练时间。在此期间程志强多次与张景山南下香港，一是与英方沟通，二是为更加详细地了解会展中心的构造。

程志强透露，为了测量旗杆高度，曾“悄悄”用钢笔在旗杆绳子上做记号，再拉动一周计算时间，准确地算出结果。

回到北京后，程志强在训练场几乎按原比例搭建了会展中心场地，“连台阶高度都一模一样”。作为升旗手的朱涛，在大队长的要求下，跟着国歌练升旗这组动作不少于5000次，甚至一度拉伤了手臂的三头肌。

程志强说，虽然50名队员是从仪仗队数百人中择优而来，但短时间、高强度的训练让许多战士像朱涛一样“出了状况”。程志强记得，从香港返京后，自己和其中一名战士同时住进了医院，他被诊断为甲状腺亢进，那名战士则是在肺隔膜处被查出一颗鹅蛋大的肿瘤。

程志强在行前动员时跟队员们说：“这次可不是(升旗)那么简单，它是一次清洗了150年来国耻(的仪式)。”

在这位62岁的原大队长故事集里，有太多不为人知的香港回归细节值得描述。而在那些被历史铭记的瞬间背后，有这样一个画面让其难以忘怀。

交接仪式结束，在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话别后，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末代港督”彭定康准备走出会展中心、乘船离港。程志强带着一小队仪仗队员在侧。不知什么原因，这时英方竟未及时安排陪同人员，用程志强的话说，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就站在会展中心屋檐下“出去也不是，回来也不是”。

可能是家人还未从楼上下来的缘故，彭定康不断地回头看向馆内，身后则是维多利亚港湾那场著名的瓢泼大雨，“这个画面里，(对香港的)流连忘返、难舍难分，都体现出来了”。

如今，程志强已退伍近7年时间。身材魁梧的他说，每次谈到“九七”香港回归的故事，总能找到当时的激情，祝福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