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抗日战争历史的朋友们相信都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日军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初期进攻十分凌厉，虽然其在淞沪等战场曾遭遇了不小的挫折，但仍能在短时间内一路将战火烧至中国的中部地区，给中国军民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但随着战事一步步延长，日军的进攻速度也逐渐放慢了下来，也很难再去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其凌厉攻势也无法再同抗战初期相比拟了。

这时便有人感到疑惑，日军的进攻在抗战初期为何总能频频得手？难道仅跟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有关系吗？今天笔者就要来带各位剖析一下了。

●日本间谍的“大数据工程”

近代日本决策层为了实现彻底征服中国的计划其实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如果将历史向前延伸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16世纪末丰臣秀吉主持的侵朝战争中，其便提出了较明确的“未来战略构想”——欲称霸世界先要征服中国，欲称霸中国先要征服朝鲜。

显然，中国在其称霸世界的计划当中是占有很关键地位的。虽然丰臣秀吉最后因明军的援朝未能得手而匆匆病逝，其侵朝的计划也无果而终，但其这种理念的精髓却被后来的日本大量军国主义分子所积极承袭并加以运用，逐渐形成了日本对华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支点。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日本国力的一步步增强与对西方殖民扩张获得暴利的眼红，其也急不可待的重新拾起了丰臣“未竟的事业”，对东亚大陆开始了积极的势力渗透。而为了避免重蹈丰臣对形势估计不足的覆辙，日本上层除在压制内部甚嚣尘上的“征韩论”外，其也开始着手于对东亚大陆的“摸底工作”，涉华情报方面的搜集，显然在其中也成为了重中之重。

在情报搜集过程中，不得不说，日本人的“认真劲”成为了其斩获大量有价值情报成果的重要动力。为了获得较为系统全面的数据，日本上层对华派遣了大量由西方学成或本国内培养的大量地形测绘等技术人员，其在进入中国后乔装打扮为农民等以掩护其真实身份，为其进行相关数据搜集记录与侦查工作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而这些为数据收集投入的辛苦也使其在之后的时间里尝到了巨大的甜头，无论是在甲午战争中侵入东北后能够多次以劣势兵力轻松冲垮清军的防线，还是在几十年后占据东北与华北地区的时期对地方矿产资源的开采使用，这些相关数据的储备对其来说功不可没。

●埋伏在中国心脏中的“第五纵队”

在对中国实施的渗透过程中，日本间谍人员同时也在挑选并培养为自己所用的中国人员，在确定人选后，其或以金钱利诱，或以女色加以引诱捕捉，而这些“汉奸”的“工作成果”显然也让日本方面尝尽了甜头。

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夕，国民党上层便积极着手对长江提前实施封锁以控制停泊在汉口的日军十多艘军舰。但是就在封锁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却传来了日军在汉口停泊的舰队连夜脱逃离开长江水域的消息，这批日舰的逃脱很显然对之后的战局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而这里面又藏着蹊跷呢？原来，在参与国民党上层会议文件管理工作的人员中，早已潜伏着已被日本收买的间谍。而就在会议刚刚结束不久的时候其便将这方面情报交给了日本方面，使得淞沪抗战从一开始便陷入了被动。

●“古籍文献”也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帮凶？

钱穆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次为香港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明末清初时的顾祖禹先生在反思明亡的过程中深感反清军队对于地理信息的不重视，因此耗费多年精力撰写了大部头的古史地理总志——《读史方舆纪要》，以专门来详细叙述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进行用兵等情况。但是这本书却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同《海国图志》所遭遇命运一样），以致于在很长时期内遭到埋没。

到了后来其却发现，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读史方舆纪要》居然在日本方面颇受重视并得到了极大的运用。其具体讲道——“抗战前日人甚重此书，战时行军，时师其意。当时在华北之国军，只知沿平汉铁路布防。日兵自天津经豚州，径抄中国军队之后方。又国军沿京沪线屯驻，日兵由杭州经广德，转扑芜湖，迂回叩南京。此等路线，《读史方舆纪要》中，皆详载之。”可见得日军在战术研究上所作的努力同样不容小觑。

但发人深思的是，同一时期的“国军”指挥上层却对于这些信息一无所知，日军的进攻能够频频得手也就不奇怪了。而这，显然是无法全赖在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上的。诚然，古籍文献显然自己是不会动的，因此扮演帮凶的角色也便无从谈起，最终能够决定其作用价值的，不过是人是否能够发现并如何使用它罢了。

参考文献：

1、 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转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萨苏《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山东画报出版社

3、 萨苏《国破山河在》，山东画报出版社

4、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十八讲 中国思想史六讲》， 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