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在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看来，留守儿童就面临着这一问题。“父母外出打工，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生存还得下地耕田，怎么可能承担起下一代的教育？”教育工作者出身的他，看到类似的情况非常痛心。

他直言：“在缺乏亲情关爱的环境下成长，这些孩子有可能怨恨社会和父母，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的社会问题，” 他提出建议：“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改中，完善监护制度方面应该更加明确”。

全国人大代表刘宏艳也提出：“建议制定留守和特困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比如说以村级为单位，实行留守未成年人监护人登记制度，要求外出务工的父母指定有监护能力的亲属代为监管。”

现场专家在讨论的过程中，非常关心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有专家就提出疑问，农村儿童营养餐的标准已经提到了4元，可为什么没有再提高标准？

有政府部门代表现场就回应，其中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义务教育阶段，对家庭经济困难住宿生的补助，小学生是4元，初中生是5元；二是集中连片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涉及到699个集中连片贫困县，一名学生补贴5元。

有的学生两项叠加，能得到9元左右的国家补贴，不是集中连片的只能得到四五元。还有的学生不属于这两类地区，就没有相应的补贴。

“有农村校长跟我说，存在一个现象，学校既有小学生又有幼儿园，小学生有的吃，学前班的孩子倒没的吃。哥哥姐姐有的吃，弟弟妹妹看着吃。”作为政府部门代表，她也很无奈，“我们要推这个事，把贫困地区学前儿童的营养改善计划提上去。”

如何更深层次解决这些孩子的问题？需要反思学前教育。贺优琳在会议现场，引用一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他指出，目前我国存在低端民办幼儿园，有的教师一个月只有一两千元收入，怎么可能带着感情教书育人？

“我提了六年关于学前教育的提案，一定要办好学前教育呀！”他举例称，甘肃省已实行了学前教育三年免费，陕西省也实行了学前教育一年免费。

汤素兰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她注意到我国的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比例失调的问题，“我在湖南调研，有一个市民办幼儿园占到93.37%，公办的只有6.63%。还有一个市，民办幼儿园占到79%，公办占21%，这已经算很高的公办幼儿园的比例了。”

“学前教育不可能是强迫教育，但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办学前教育的责任。”现场一位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赞同。

在汤素兰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虽然规定对未成年人有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但是随处可见都是有关人员、有关部门、有关方面，没有真正的保护主体，责任主体不明确。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忆南从专业角度强调：“《民法总则》里很多条文都提出被监护人的最大利益、最佳利益，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这些最新的理念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

她表示：“怎么理解儿童的最大利益，放在具体的问题上怎么理解？这种迁延性，在修法的过程中要做很多工作。”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国玲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需要注意一些原则，比如有提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还有提“双保护”原则，既要保护少年，又要保护社会，少年实施了严重的犯罪行为，就要给予刑罚的制裁，也要保护社会。

她坦言：“这样‘双保护’的提法等于没有保护。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来讲，还是少年保护为第一大利益原则，所以在修法过程中一定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