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展：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陆续开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自贸区金融不断创新，“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进。

改革和开放进入新阶段，对金融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仍有开放的空间。从股权结构看，银行业外资机构股权的占比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债券市场开放也可以更进一步。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资本市场开放仍然有较大的空间。从长期来看，在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加快推进开放。例如，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模还可以再扩大，尤其是A股确定将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后，外资对我国资产的配置需求会加大。

平安证券分析师魏伟表示，资本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互联互通标的拓展以及限额放开，积极筹备沪伦通；二是扩大证券业对外开放，修订《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三是金融衍生业务加速发展；四是完善上市公司管理制度，继续完善停复牌制度。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对于资本项目来说，无论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商品市场，在对外开放初期可实行“宽进严出”的管理，但不对称的流动机制会对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造成阻碍，因此预计会择机完善双向流动机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表示，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开放的基础。金融改革在推进，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在深化，流动性充沛。需要注意的是，实体经济改革速度如果相对较慢，会导致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目前应继续加快实体经济改革。

合理确定开放节奏

专家表示，在积极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需合理安排顺序和速度。李迅雷表示，我国金融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仍较低。如果开放的速度过快，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压力。外资企业如果进入得过深，可能给金融稳定带来一定影响。

“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首先要求市场平稳运行。”连平认为，当内部风险较明显时不宜迅速对外开放，否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风险。未来对外开放要服从于自身需要，如金融去杠杆和抑制资产泡沫等。在能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开放。

关于开放顺序，张明表示，在配套改革未及时推进的情况下，单方面加快资本账户开放可能引发很大风险。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是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形成机制基本市场化，并且内部金融风险基本能得到控制。

此外，有专家建议建立风险分担机制。鲁政委表示，虽然风险有传染性，但不能过分强调开放的风险。例如，我国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时需要一个风险分担的金融市场。

提升监管效能

国内金融市场吸纳海外投资者将提升其全球影响力，同时监管效能也要跟得上。

“开放和监管能力如何平衡是很重要的问题。”连平表示，国内金融业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存在监管“空白”、“盲点”或监管太松。在对外开放中，如果监管跟不上，后果也是如此，需要有所平衡。

谈及其他市场的成功经验，魏伟表示，韩国、新加坡等国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初期，对投资品种、投资领域、投资机构和投资比例、程序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后来在金融市场逐渐成熟的基础上，这些国家逐渐放松限制。这种安排确保金融市场有足够的时间和充分的预期，逐步适应对外开放。

鲁政委认为，未来在重点开放领域可能有更多针对性政策出台。在开放的同时，要有配套的宏观审慎原则、监管政策、监控方法，才能以开放促改革，保证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张明表示，我国过去的监管体系是典型的分业监管体系。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混业经营向纵深发展，但监管存在一定“空白”。未来要把对机构的监管变为对功能和行为的监管，无论机构经营何种业务，都要做到监管无“死角”。未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发挥协调作用，消除此前存在的监管“空白”和“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