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销，每一次悲剧的报道，都能点燃人们心中的熊熊怒火。然而，伴随着严打风暴的告一段落，这一活动往往又像幽灵般出现。尽管，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即发布《关于全面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其后又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司法解释、行政法规，以及为数众多的红头文件，然而，传销活动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纠治。

与瞬息万变的现实相比，立法是一项相对滞后的工作。诚然，立法者也有超前的神来之笔，但基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有限性，总想要为一个未知的未来立法，就如同拥有“上帝之手”，其难度可想而知。大多数立法是对当下的立法，为了防备滞后，有的法律采取了立法抽象的对策，再通过司法解释等“二次立法”，才勉强跟上现实的步伐。

传销手段的不断升级，意味着立法、执法和司法应对，势必困难重重。仅是一个“取证难”，就足以漏过为数不少的传销犯罪活动。

从认识层面看，“重拳出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是，这个重拳究竟重到什么程度？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是，与之前的非法经营罪相比，这个新设罪名的刑罚尺度并没有体现“严厉打击”的立法意图。

现实中，传销活动所造成的犯罪后果之严重，远超非法经营对经济秩序的单一损害。很多时候，传销分子为了“深化效果”，往往还采取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绑架等犯罪手段，对被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实施赤裸裸的侵犯。在这种情形下，仍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处置，显然打击力度偏轻，难以体现罪责刑一致的刑法原则。

更不合时宜的是，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还坚持着传统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刑事政策。这种刑事政策对打击一些团伙性犯罪，不无一些作用，但对于传销这种复杂的涉众犯罪，并不太合适。

201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方予立案追诉。姑且不说“入罪门槛”过高，很多组织者为逃避打击，故意压缩规模、减少手下，或是缩小管理层级，采取“多点直辖”，造成“大鱼难落网”的局面。

而对“虾米”则有“网开一面”之嫌。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传销参与者，根据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禁止传销条例》，不构成犯罪的，只能“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简单的批评教育，不痛不痒的罚款，对被洗脑的传销人员，效果并不理想，仍执迷不悟，甚至继续对抗查处的，并不在少数。尽管从社会危害性上看，有些参与者也已达到“入罪量级”，却不能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更有姑息放纵之嫌。

目前，一场声势浩大的打击传销犯罪行动，正在多地展开，打造无传销城市，也成为一些城市的宣传口号。但是，从长远看，还应将着力点放在立法上，让滞后的“刑法”“禁止传销条例”等法规尽快跟上现实的步伐，压过传销犯罪的气焰。如此，来一场与犯罪活动的马拉松，才能不让类似悲剧屡屡刺痛人们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