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城市“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但过犹不及，过度的人口资源聚集，带来宜居度和各种边际效用下降，问题由此而生。

21世纪的北京，繁华前所未有，却受到“大城市病”的困扰。首都变“首堵”，北京人口过度膨胀，雾霾天气频现，交通日益拥堵，房价持续高涨，资源环境承载力严重不足，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北京集聚了过多的非首都功能。把脉问诊、开方抓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望闻问切、全面谋划，推动破解“大城市病”的中国探索。

打蛇打七寸，抓要抓关键。“要坚持和强化首都核心功能，调整和弱化不适宜首都的功能，把一些功能转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水的道理。”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在直面问题中破解难题，习近平总书记跳出一城一地的局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用更加宽阔的视野和系统思维统筹谋划治理和发展的问题，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布下疏解整治和协同发展的大棋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问题基本都用“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北京正面临一次历史性抉择，从摊大饼转向在北京中心城区之外，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也是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疏解促进发展，发展助力疏解。循着这样的思路，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设立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把破解“大城市病”变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契机、新动力。

千年大计谋长远，需要做好疏解和承载的大文章。治“大病”要有“大手笔”。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产业疏导、市场搬迁、人员分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建设等方方面面。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给城市划出发展底线和生态红线，才能实现减量集约的发展目标。几年来，北京制定实施了严格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已经出现拐点，北京单中心过度聚集的现状正在改变。同时，把雄安新区作为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让“两翼齐飞”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崭新格局，必将为三地经济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咬定青山不放松，必须完成瘦身与健体的硬任务。积极消肿、主动瘦身才能身轻体健、活力满满。随着严把准入关口，严控非首都功能增量，规模扩张态势进一步扭转。数据显示，北京市从严调控的制造业、农林牧渔业、批发和零售业２０１６年新设市场主体数下降明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未列入禁限目录的金融业、文化体育娱乐业、科技服务业同比显著上升。“三降三升”表明通过疏解功能做“减法”，北京正步入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新通道。有“舍”才能有“得”，在发展理念上，舍速度，得效益；在产业选择上，舍低端，得高精尖；在产业调整疏解和布局上，敢于舍局部和眼前利益，努力得京津冀长远发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城市病”不是一天形成的，但只要理念对头、方法对路，辩证把握“三舍三得”关系，坚定不移走下去，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完全可以探索走出一条减量发展、瘦身健体、提质增效的城市发展新路子。

内为之城，日中为市。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５７.３５％，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探索，将为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蹚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为人类破解共同面临的“大城市病”提供有益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