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克谦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强调“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顾中国近现代以来近两百年的历史,由于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的优势以及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国人面对外来的强势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力,不断对自己5000多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检讨与反思中往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与批判比较多,而且常常是以西方某些文化尺度和价值标准来对中国文化进行片面的评判。久而久之,使得中国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本体地位和主体意识,许多国人失去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今天,我们很有必要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从新时代全新的视角,对我们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认识,以找回并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其实,如果把中国文化传统放在整个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历史中创造的辉煌文明及其延续不断的文化传统,都不能不说是个令人惊叹的奇迹。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从根本上被全面征服、被全面西化的国家,事实上在近现代以前的大部分时期,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更是迸发出极大的能量和创造力,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就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许多方面追上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方面虽然得益于我们敞开胸怀,虚心向先进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稳健笃实、中和包容的文化精神有很大关系。

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目光不应仅仅局限于四大发明、衣食住行、诗书礼乐、琴棋书画这些表层的、直观的方面,更应当关注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包括国家管理、社会治理、伦理价值观、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

例如在国家治理层面,中国古代儒家早就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许多非常深刻的政治原理,例如敬天保民、民为邦本、德主刑辅、允执厥中等等。战国诸子百家更是从不同角度对安邦治国、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各不相同却又互相补充的丰富思想与学说。秦朝统一后,中国就基本上建立了覆盖广大疆域的强大而有效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这在当时整个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点连西方政治学家也不否认。弗朗西斯·福山就认为秦朝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此后汉承秦制,历朝历代行政管理和文官制度不断完善,不少王朝都能在长达三、四百年间维持政权的延续和社会的基本稳定。中国从汉代开始就有从民间和社会底层考察和选举官员的制度,很早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这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比较罕见的。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将长寿、富强、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作为人生幸福的价值追求,以“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个人行为的道德尺度,以个人、家庭、国家贯通相连的整体利益为共同福祉,以天下为公、天下太平、天下大同为社会理想。这样一种价值观体系,既不同于西方现代以来那种以个人权力为根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也不同于一些把终极价值和希望寄托于神灵、天堂和来世的宗教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个体与群体统一、现实与未来统一的辩证思维,也表现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理性务实的实践理性精神。

在哲学思想方法方面,中国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中道”哲学思维,这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思维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中道”思维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和最高智慧就在于求“中”,也就是在不同事物、不同要素之间求其共同点、在矛盾对立面之间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寻求互相契合的“节”,在历史进程中抓住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时”。这种“中道”思维包含有深刻的辩证逻辑和实践理性精神,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它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既能延续传统又能与时俱进,既能保持自身特质又能吸取外来精华的特性,使得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吸纳性和自我更新能力,不管遇到怎样的新情况,不管碰到多大的挑战,都能及时作出调整,吸收整合各种资源,找到最适合自身进一步发展的恰到好处的正确路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宝库,其中有许多曾经一度被我们所忽视、所误解的精华,值得我们去重新加以认识,并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以便为我们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资源。今天我们应该以更加自信也更加全面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同时也以更加辩证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为根基,以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为主体,“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