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诉日军细菌杀人 我不放弃

开篇语

11月4日，是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共同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商议对日诉讼索赔。70多年前，日军对中国发动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仅湖南常德，就有超过1.5万人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而今年，前来参加集会的细菌战受害者明显减少。

“1997年，我们有61位原告参与对日本细菌战的诉讼，现在只剩下21位，2/3的人已经去世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徐万智叹息说。70年过去了，细菌战对他们的伤害依然在延续。有人截肢截瘫、终生残疾，有人全家遭戕害，只剩一根独苗。20年间，来自湖南常德、浙江丽水、义乌等地的细菌战受害者开展了对日本的细菌战诉讼，但日本法院却始终拒绝赔偿。但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从未放弃，他们一直在抗争。“日本政府必须承认这段历史并做出赔偿，这件事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进行下去。”几乎所有的细菌战受害者都态度坚决。

幸存者张礼忠：

常德1.5万人死于细菌战

他家6位亲人丧生

20年来他6赴日本打官司

86岁的张礼忠时常回忆起75年前的那个早晨，父亲挑着四弟和五弟的尸体，把他们安葬在郊外的乱坟岗。那种刺心的痛，他一辈子也忘不了。1941年11月4日，日军在常德空投鼠疫菌，张礼忠家中共有6名亲人在两年内丧生。从1998年开始，张礼忠开始搜集日军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罪证。几年走村入户，他整理出一份7643人的受害者死亡名册，成为日军当年在常德实施细菌战的铁证，并被日本法院采用。从1997年开始，日本法院三次判决，都拒绝向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做出赔偿。张礼忠先后6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诉讼，并在日本发表演讲，讲述日军当年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说，他不会放弃，这是一辈子的战斗。

文、图 /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张礼忠的头发几乎掉光，眼睛眯成一条缝，身材异常瘦削，满脸皱纹写满了沧桑。杂物间，几十捆发黄的材料堆在墙角。这是几万件日军当年用细菌战残害常德百姓的照片和文字材料。75年前，他一家13口在日寇的细菌战中只剩3人，每次说起这些凄惨往事，老人都会伤心得好几天吃不下饭。

“两个弟弟死在我面前”

老人拿着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全家福给记者看。当时，张礼忠还叫张国珍，6岁，排行老二。当时，他的家中有13口人，还有奶妈、佣人、丫头以及两个学徒，住在常德城区最繁华的高山巷口常清段。父亲张金庭开着一家刻字店，因为有一门刻橡皮图章的手艺，所以家境殷实。“当时我们家有200多平方米，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房间。”

1939年冬，日军飞机轰炸常德广场，血肉模糊的尸体就放在街口，张礼忠吓得晚上不敢回家。1940年5月，日军飞机在常德投放燃烧弹，整条街火光冲天，他家的房子也烧成了灰烬。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1941年的一次轰炸中，张礼忠的左边小腿被一块弹片炸伤。老人指着左边腿上一个梅花状的疤痕说。当天下午，警报解除后，街上的墙上血肉模糊，电线杆上到处都挂着人的五脏六腑和手、脚，防空洞里也有很多尸体，恶臭不堪。当时没有东西消毒，他随手抓起一把烟丝包扎，后来伤口感染化脓，双腿烂掉，医生甚至让他去截肢。直到1950年，他的双脚才痊愈。

1942年4月的一天，两个弟弟开始发高烧。父亲请来一个郎中，郎中说是鼠疫。第二天先后死亡。“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身体抽筋，一点点在我面前断气。”张礼忠泣不成声。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都咳出血来了，生怕被保长、甲长知道，拉去火烧。第二天清早，父亲把两个弟弟放在两个箩筐里，伪装成睡觉的样子，上面盖着一层衣服。两具尸体放在一个木匣子，因为匣子太小，四弟的手还露在外面。

一家人只剩我一个人

祖母悲痛欲绝，到这一年冬天也病故了。祖父也于1943年9月感染鼠疫病故。

当时家中还有一位40岁的奶妈，1943年常德会战时，所有人都在撤退，而她无家可归，要求留下帮张家看守老屋。一个月后，日军败走。张礼忠和父亲回到家，房屋尽毁，奶妈死在门外的土洞旁，尸体开始腐烂，裤子已经被扒掉，身上也有刀伤，显然是被日寇强奸后杀害。张礼忠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他双手捂脸，泪水从指缝中滑落。

两年内死了6口人，房屋两次被烧光，作为家中顶梁柱的父亲也承受不了这种巨大的打击，成了植物人。1944年秋，他在逃难途中病死，时年43岁。此时，一个13口的人家，只剩下母亲、大哥张国彦和张礼忠三人。但父亲去世时哥哥只有15岁，还没有掌握父亲刻字的技术，怎么能养活一家人呢？母亲只好带着张礼忠哥俩到一个远方表叔的船上做工，当起了纤夫。大哥最终因为无人照料，得病后到处乞讨，1948年去世，时年仅19岁。“3年之间我家7口人被毒杀，现在只剩下这一张照片了。”说罢，又是一阵痛哭。

“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

“当时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鸡那样平常。”张礼忠说，镇上的两家棺材铺本来还有不少存货，鼠疫发生后两三天就把存货卖光了。后来死的人就只好用棉被、草席包着，抬到乱坟岗埋掉。后来埋人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要往黑瓦窑里塞，黑瓦窑满了就往枯井里塞，枯井塞满了就往河里扔。

一开始，张礼忠家中有人死亡，还要请和尚、道士到家中做法事超度。到后来，因为死人太多，和尚、道士都不敢下山了。

在西洞庭湖，有个大湖名叫毡帽湖，很多贫苦老百姓在湖边搭上临时窝棚，开荒种菜。但1941年11月4日清晨，装载着鼠疫细菌的炸弹在快要飞抵常德前，飞行员在检查投弹装置时，落了一枚细菌弹到洞庭湖中。毡帽湖柴山里的老百姓由于与世隔绝，不知道湖里掉下了细菌炸弹。有人划船到周家店、石公桥卖鱼时感染了鼠疫，带回了柴山村。

从1942年春开始，柴山村鼠疫大爆发。他回忆说，当时船上都是腐烂的尸体，成群的乌鸦在啃食，天空黑压压一片，非常瘆人。而湖边，鸟、鱼、野狗、人的尸体混在一起。不到两个月时间，毡帽湖沿岸就死了1500多人。此后3年内，再也没有人到这里砍柴捕鱼了。至今忆起，张礼忠都觉得惊悚，他常从噩梦中惊醒。

731部队老兵承认投细菌

尽管日本竭力否认当年在中国进行过细菌战，但曾6次前往日本的张礼忠接触到了多位当年参与研制的日本“731部队”老兵。筱塚良雄就是其中一位。

1939年，15岁的筱冢良雄加入731部队少年班。同年5月，他和其他9名少年队员一起，被送到中国哈尔滨市郊的“731部队”总部。筱塚良雄告诉张礼忠，在这个秘密部队里，他参加了跳蚤的繁殖和细菌的生产工作，大量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尽管上司从来不说这些细菌什么用途，但下级队员都知道，这些细菌被送往南京等地，从飞机上投下，达到大规模杀害中国人的目的。

筱塚良雄1945年被俘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释放回国，他曾多次为中国受害者作证，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在证言中筱冢良雄说，731部队培养了许多跳蚤，并使它们感染瘟疫。“我的任务是把带跳蚤的老鼠和一些未脱粒的麦子放进笼子，关进黑屋。老鼠死掉后，我把这些跳蚤收集到玻璃容器里。最多的时候，我们每30小时就能生产出几公斤的细菌。”

2007年，张礼忠在日本见到了筱塚良雄。“他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说当年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要悔罪。”

掏10万元搜集日军罪证

1998年初，张礼忠从电视上知道了细菌战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第二天他就写报告要求加入。一开始，儿子对此并不支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索赔没有意义。但老人性格倔强，坚决要去当志愿者。

张礼忠去走访时，很多细菌战幸存者嫌麻烦，也怕惹麻烦，都不愿意参与。细菌战受害者分布非常分散，他听说一个镇上有个道士当年专门给死者家里做道场，于是便找到他，顺藤摸瓜找出一连串当年的死者名单。66岁的张礼忠像小伙子一样骑自行车，每天穿梭在偏僻的山村。最多一天要骑100多公里。有时天气太晚，来不及回家，他就和志愿者们露宿在农户家中，顺便向他们打听线索。每天充饥的食物是自带的干粮，顶着酷暑，冒着严寒，走村入户座谈。

由于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民间组织，张礼忠的所有花费都从退休金中支出。从1998年3月至2007年3月的10年间，他自掏腰包5万多元。有一些细菌战受害者瘫痪在床，无人照料，张礼忠有时也会接济一下。20年间，老人用在调查日本细菌战证据上的花费达10万元。

最终，一份详细的细菌战死亡者名单，成为对日诉讼的铁证之一，被日本律师团、法庭所确认。据张礼忠调查，在常德，细菌战直接死亡的中国军民有7643人，大概有1.5万名常德平民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6次赴日本打官司

如今，岁数大了，张礼忠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细菌战受害者陆续去世，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最近几年，小学都没有读完的他出了两本书，记录这段历史，其中一本叫《铁证如山 不容抵赖》。每次孙子们回家吃饭，张礼忠就讲那段历史，“不管他们感不感兴趣，都要往他们耳朵里灌。”

20年间，张礼忠先后6次前往日本参与诉讼，对日诉讼的每个时间点他都记得。1997年，常德部分细菌战受害者的61名原告，在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经过5年27次开庭，终于做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1940年到1942年，731部队在中国浙江、湖南等地用鼠疫菌和霍乱菌混入当地军民的食物中，杀害中国居民。但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05年7月19日，东京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张礼忠和其他受害者远赴日本进行声援、宣传活动，他还在东京街头散发自己手绘的日本细菌战小册子，向日本民众传播当年日军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杀家之仇，不共戴天。受害者要求的是谢罪、赔偿两方面，缺一不可。没有赔偿的谢罪，是虚伪的谢罪。没有谢罪的赔偿，不是真心的赔偿。”

如今，张礼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自己身体健康，这样才能与日本政府战斗到底。“我现在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攒钱一是为了收集细菌战的资料，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个公正的判决。我要把身体养好，活到100岁，跟他们斗争到底，等到日本政府向我们赔罪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