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亲人死于鼠疫 对日索赔奔走20年

细菌战幸存者徐万智：我怕受害者都去世后，这段历史没人知道

今年77岁的徐万智是常德市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常务副会长。他算是协会中年纪较小的，很多成员都已80岁以上。76年前，日军在常德投下鼠疫菌，他一家5位亲人丧生。从1997年开始，这位古稀老人开始了长达20年的诉讼，走村入户，起早贪黑，搜集日军细菌战的罪证。让徐万智担忧的是，20年间，参与对日细菌战诉讼的原告已有2/3去世。“我怕等受害者全部去世了，这段历史就再也没人知道了。”

文、图 /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熟悉徐万智的人都说，“老徐在协会中是最卖力的，70岁了，在田埂上比小伙子跑得还快。”徐万智原籍常德汉寿县聂家桥乡雷家坡村，距离常德市区十多公里。

一年内5位亲人死于鼠疫

当时，他父亲兄弟二人，家里一共有12口人，徐万智是三姐妹中最小的。父亲徐明哲经常贩米到常德城里卖。但万万没想到带回来的却是一场灾难。

1943年春天，父亲挑米到城里卖，回家后就忽冷忽热，高烧不止，后来逐渐神志不清，还不停抽搐。家里人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到处求医。土郎中开了两副中药，但没见好转。过了两天开始屙血，脖子也肿了，浑身起疙瘩，前后过了四五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后，二伯家的哥哥徐万勇和奶奶不久也发病去世了。

一家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是感染了细菌。1944年，徐万智11岁的哥哥徐万成接着发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死的时候嘴里冒着血泡，脸乌血。“这时，全家都病倒在床，动弹不得。邻居和亲戚找了几块破木板钉了个木匣子，把我哥哥抬出去埋了。”到家中参与抬尸的人，后来全都染病死了。

“道士都不敢来，怕染上瘟疫。”虽然过去了70多年，徐万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当时农村迷信，也没有药，说这个人的魂掉了，去喊魂。晚上，家家都去喊魂，山野间，到处都听到村妇一边哭喊着亲人的名字，一边撒纸钱。”

父亲死的时候还有棺材。等到二伯死的时候，家里连棺材都买不起，都是赊账。债主到他家讨账，把瓦片揭走，唯一的一头耕牛也牵走了。徐万智的祖父日夜哭，哭得眼睛都哭瞎了，母亲也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头发都掉完了。婶婶和他的两个女儿也病得奄奄一息。舅舅看到徐万智年幼，就接去他家。但到了舅舅家，徐万智也出现了一些鼠疫症状，后来舅舅给他吃一些草药，才算捡回一条命。但多年后，他仍需要经常吃药，身体异常虚弱，再也恢复不到正常人的体力。

“死晚了就没人埋你了”

1941年11月4日清晨，常德城内大雾弥漫，早起的人们正在忙着各自的生计。忽然，一阵刺耳的防空警报传来，城内居民纷纷像往常一样躲避空袭。空袭警报一直到下午5点才解除。人们发现，日军飞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下炸弹，它只在上空盘旋了3圈，撒下了一些破布，烂棉花、谷子、麦粒、黄豆等36公斤重带鼠疫的跳蚤，然后，飞机往石公桥方向飞走了。

当时的石公桥是湘西各县的物资集散地。各地客商把米谷、棉花、布匹、鲜鱼运到湘西，把药材、土产运出去。就在日军投下这些谷子和布条后不久，经营食品、布料的地方就多了很多死老鼠，特别是卖肉、鱼、粮食的商铺里。“白天老鼠看到人却跑不动，毛发竖立如箭，眼睛发红，看起来十分恐怖。”

小镇的繁华加快了鼠疫的爆发。鱼档的老板张春国一家6口，不到半个月全死了，另一位开鱼档的丁常发，一家12人不到两天就死了11个，他儿子到外面读书才得以幸免。

当时天天都在死人，先死的用棺材抬去埋，棺材用完了，就改用门板，最后连抬尸的人都找不到了，就只好先挖一排坑，死了就用竹篮挑去埋，有的坑里埋四五个人，最多的一坑埋了8个人。“有不少患者的亲人对患者说，‘你快点死吧，死晚了恐怕没有人埋你了。’还有人感染了鼠疫，怕拖累家人，自己服毒自尽。”徐万智说。

常德县长岭岗是当时从湖北前往湖南运兵的必经之地。在此地的王家祠堂，染病的壮丁一批一批地死去，附近有一片荒地，后被用来埋葬尸体。壮丁死得太多，荒地埋满了，就往河里扔。“前后死了3000多名壮丁。后来，这一片晚上都没人敢经过，说是冤魂太多。”

当时负责火化鼠疫尸体的是保安司令特务排的班长文国斌。火葬炉在常德大西门外的千佛寺，用旧砖在废墟上砌了三座，炉高约3.5米，宽1.5米，深2.5米。上层是烧尸室的烟囱，下层是骨灰室。每天下午4点开始烧尸，第二天早上6点结束。每具尸体烧两个钟头，用松木劈柴200斤。每具尸体都用旧棉絮或被单裹得严严实实，分不清男女，只有从长短才看得出是成人还是小孩。班长一声令下，两人将尸体装入炉中，周围放满柴火，浇上汽油，点火后关上炉门。三座火炉发出黑色的浓烟，一阵风就将浓烟吹了下来。“一阵阵烧焦的气味令人作呕。”尸体太多，烧尸队的工作人员每天通宵轮班，但烧尸炉不停。其中一座烧尸炉用了才两个月，就烧塌了。“20世纪80年代，常德的部分村落依然发现有鼠疫菌。”徐万智说。

对日索赔奔走20年

1996年，常德成立了细菌战调查委员会，与浙江的受害者一起准备对日诉讼。1997年，常德市细菌战起诉日本政府的消息传开。徐万智找到委员会，成了一名调查志愿者。他于1998年12月作为第二批起诉的原告起诉日本政府。

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中，徐万智和同伴们走访了100个乡镇，800多个村庄，写出近2万份材料，整理出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总计起诉3709人，受害死亡7643人。“当时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一天骑行100多公里，起早贪黑，比小伙子还卖力。”

对细菌战幸存者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如果作为幸存者都不发声，还有谁来愿意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呢？” 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第一次开庭审理，经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法院宣布，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承认受害者人数是7643人，但对受害者不予赔偿。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但徐万智没有放弃。他前后4次自掏腰包到日本参加庭审，在东京高等法院外进行反战宣传，并在日本政府部门云集的霞关路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还受邀去早稻田大学，以“记史不记仇”为主题，给该校的日本学生讲述日本侵华的真实历史。“不为钱，只为求一个公道。我们要子子孙孙将这场官司打下去，直到日本政府低头认罪。”

20年间2/3原告已去世

2011年，常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协会。随着幸存者岁数越来越大，徐万智越来越有危机感。在他看来，协会最大的困难是缺钱缺人，很难开展活动，工作人员多数已年过六旬，许多年轻人不愿加入协会，写材料、拍照片都找不到人。

协会负责日常工作的有5人，分别是会长高锋、常务副会长徐万智、秘书长丁德旺、常务理事易友喜和胡精钢。如今，84岁的丁德旺和77岁的徐万智年事已高，不再适合四处奔走。负责摄影的胡精钢也已67岁，53岁的易友喜成为唯一能打理协会日常事务的人。除了42岁的高锋外，他是最年轻的协会会员。协会也曾陆陆续续来了十几个人，但鲜有人留下。

“现在形势很危急，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徐万智提高了声调，一连叹息了几次“快撑不下去了。”20年前与他们一同对日诉讼的61位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只剩21位在世，多数也都在80岁以上，卧病在床。7643位遇难者名册和上万份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文字、声像资料，因缺乏向社会展示的场馆，只能长期寄存在常德市武陵区的档案馆。“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一个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碑和纪念馆。”徐万智说。从1998年开始，每年11月4日就成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