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段黄土飞扬的小路，下了两个斜坡，两个身穿深色休闲装干部模样的人和一位工作人员，直接进了环县耿家沟村鄂塬组村民赵永堂家的窑洞。两位“干部”坐在炕沿上和赵永堂有说有笑地拉着家常，颇有点“微服私访”的意思。

老实巴交的赵永堂只知道这两位是比村长还大的“官儿”。他们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孙小系、苏如春。他们是到耿家沟村调研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

不带记者，不带随员，不带陪同，像这样的监督性调研组在全国总共有44个，人数超过150位。

此次调研非同一般，时间跨度长达4个多月，仅带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就多达6位，足迹遍布15个省区市的75个贫困县。

据记者了解，如此大规模的监督性调研，在人民政协历史上不多见。目的是为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围绕“实施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建言献策做准备。

“此次调研和常委会议的最大特色就是寓协商于监督全过程，是协商式监督的一次完美呈现。”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扶贫办原主任范小建说。

见微知著。五年来，为了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中央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十二届全国政协通过多种形式积极探索和实践民主监督，取得了显著成效，有效弥补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短板。

民主监督在探索中完善

历史回溯到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现象时，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史上著名的“窑洞对”谈的正是民主监督。

这种民主监督在1941年延安“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上就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的最早实践。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民主监督的探索和实践，不可能上升为国家制度。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后，就把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互相监督的重要平台。

1954年，完成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和协商建国任务后的人民政协，成为了专门的协商机关。那么它的任务和职能是什么呢？当年制定的政协章程给出了答案：就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事项进行协商和工作。

同年12月，毛泽东在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人民政协工作时指出，“提意见”是人民政协五大任务之一，明确肯定了人民政协的监督作用。

但正如长期研究政协理论的专家所说：“作为委员制的政协，从一开始就不是权力机关而是与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并且没有明确具有监督职能。”

直到1956年4月，毛泽东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写入《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由于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组织，“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成了共产党处理同各民主党派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针。

1982年12月，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首次将民主监督写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标志着政协民主监督有章可循了。

30多年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都有重要论述，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也逐步朝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迈进。

不过，稍有遗憾———记者看过历届全国政协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发现结尾都有“政协民主监督职能需要加强”的字眼。

全国政协委员刘峰坦言：相比于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政协履职工作的短板。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勇气。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未停止探索和完善民主监督的脚步。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

“有没有园区项目建设把关不严的情况？”

“有没有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尚不健全而同意企业投产和超标排污行为？”

“有没有个别领导干预司法要求执法部门减少对企业执法检查和行政处罚的情况？”

……

2015年7月13日，火一样热的天气。在宁夏银川召开的“腾格里沙漠污染”监督性专题调研座谈会同样“一片火热”。印红、王训练、钱天林等委员就“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情况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和建议，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调研组在宁夏中卫企业监督调研环保情况的同时，还派出了另外一支小分队暗访。

最让谢正观委员难忘的是———无论是调研、暗访，还是举行座谈会，协商氛围始终浓厚。虽然也有激烈的争论，但目的始终围绕推进共识，从而为助推腾格里沙漠污染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政协找到了一条适合自身性质定位的民主监督路径———协商式监督。

今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指出：政协民主监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协组织的各种活动中，依据政协章程，以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协商式监督。

协商者，商以求同，协以成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孕育了深厚的协商文化。

监督者，谓监当督察其事。看似冰冷的字眼，一旦为其赋予了协商的形式和内容，也就有了温度。

“将协商文化融入于民主监督之中，是政协民主监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创新。”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如此评价。

媒体梳理了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所作常委会工作报告的亮点，认为强调协商式监督的性质定位，是最大亮点。

亮在何处？

有人说它是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理论和实践的传承和发展。

诚然！与时俱进，是人民政协的鲜明特点。没有60多年的漫漫求索，也不会有协商式监督这一创新性成果。正如俞正声主席的总结：政协民主监督同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也有人评价它是对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新概括。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陈惠丰认为，这个“新概括”强调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关系，意味着在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政协民主监督，不是权力监督，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监督，而是一种有国家政治制度保障、能够作为我国政治体制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监督。

还有人将其誉为世界民主建设的“中国方案”。

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只有西方的两党或多党执政才是真正的民主。

当我们看到有的国家议会议员互相撕逼，看到党派之间互相攻伐，看到执政党和在野党因政见不合大打出手，不禁要问——这就是西方所谓的“民主”吗？

难怪有国外学者把西方的政党比作“政党有限公司”，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团，互相攻讦、拆台、打压是常事。他们在某一时段可能会将国计民生挂在嘴边儿，可一旦实现“彼可取而代也”的目的，这些将很快被抛在脑后。

可在中国，因为有了人民政协这个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平等而坐，清茶一盏，坦诚交流、互相监督、广泛协商，从而推动问题的解决。

有人如此评价———这是“中国式商量”上演的“风景这边独好！”

民主是时代潮流，只是各国追求民主的道路不同而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同样，探索民主监督路径，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唯一的标尺。

我国人口众多，不同政党、不同团体、不同组织、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背景不同，利益诉求也不同。在人民政协这个平台上，可以比较充分地体现不同政党、不同团体、不同组织、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多样性与一致性相统一的特点：一致性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大目标、实现大团结；多样性就是体现差异性，和而不同，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不同声音。

由是看来，协商式监督，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既重视内容，也强调形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人民政协更好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已成为党中央发挥政协作用的重要着力点。

在苏如春看来，本届全国政协的一大特点就是监督性视察调研明显多了，“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参加一两次监督性的视察调研，这样的视察调研深入、接地气，对提升履职能力大有裨益。”

近年来，全国政协组织开展的各类视察调研活动中，监督性议题逐年增加，2015年为12项，2016年为18项，今年则增加到20项。在政协重点提案中民主监督性提案的数量也明显增加，并加强了重点提案督办。

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上指出：要聚焦中共中央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十三五”时期重要约束性指标的落实，准确定位，把握方向和原则，以组织监督性强的视察调研活动为主，多种形式配合，增强监督实效。

这段话对民主监督的内容和形式都进行了强调，说明民主监督既要内容，也要形式，二者要统一。在内容上，本届全国政协在抓重点问题专题监督上下了功夫。比如，持续关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年年聚焦，接力建言，五年来涉及扶贫问题的视察调研遍及17个省区市，实现了脱贫攻坚主战场全覆盖。连续两年围绕精准扶贫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在形式上，本届全国政协集成运用各种民主监督形式，寓监督于协商会议、视察、专题调研、提案、大会发言、反映社情民意等活动中，切实增强了监督实效。

此外，全国政协还积极探索更加灵活、更加经常性地开展民主监督的方式方法，如在视察调研工作中强化成果跟踪落实，通过社情民意信息进行监督，试行政协全会大会发言网络直播等。

“监督性调研+双周协商座谈会”就是近年来全国政协探索的一种较好的民主监督方式。

2013年12月，本报刊登了深度报道《伤不起的建筑工人》，得到了全国政协领导高度重视。2014年初，全国政协调研组冒着严寒，先后两次就“建筑工人工伤维权有关问题”开展专题监督性调研。当年11月13日，以“建筑工人工伤维权”为议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举行，20余位委员、专家、学者与相关部委负责人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了共识。在全国政协的积极推动下，一个多月后，住建部、人社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为建筑工人工伤权益保护提供了保障性保障。

监督性调研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有助于以理服人和建有据之言、献务实之策；双周协商座谈会由俞正声主席亲自主持，委员和相关部委负责人“当面锣、对面鼓”，规格高、影响大、效果好。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杨金生有一个比较精辟的总结：“发现问题得沉下去，可处理问题要高上来，从顶层设计上着手。这‘一高一低’相结合，既符合中国国情，也体现了协商式监督的价值。”

坚持党的领导，让监督不跑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协民主监督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一直牵动着毛泽东的心；60多年后的今天，另一种传染病同样牵动着中央领导的心。

这是一种使西部农牧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重大疾病。为此，中央领导有过专门批示。它就是有“虫魔”之称的包虫病！

2015年4月，全国政协组织专题调研组分别赴宁夏和新疆、四川和青海进行监督性调研，并于6月4日召开了以“西部农牧区包虫病防治”为主题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会后，有关部委充分采纳全国政协的意见和建议，加大了包虫病防控力度，部分地区包虫病的流行趋势逐步得到控制。

对于这次调研和双周协商座谈会，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坦言：“以一种传染病防控作为调研和协商议题，在人民政协历史上罕见。党中央高度重视；问题切口小、角度好；政协调研深入，发声及时，所以建言献策取得了明显效果。”

“党抓什么，政协就可以配合抓什么，目的是协助党和政府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增进团结、凝心聚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协民主监督提出的要求。

只有跟着党走，民主监督才不会跑偏；只有在党的支持下，民主监督才能纳入党委工作总体部署，进行统一安排、统一规划；只有在党的重视支持下，民主监督才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一言以蔽之，就是政协民主监督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个中心就是党的工作中心，这个大局就是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

今年4月13日-17日，全国政协人资环委主任贾治邦带领调研组到甘肃环县就扶贫攻坚工作开展监督性调研。每到一地，他反复表示，不要占用一把手领导的时间。可实际上，各级政府一把手领导都出席了座谈会并介绍情况。“现在，地方一把手领导出面已经成为惯例，因为政协说话影响力很大，地方领导高度重视，更别说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关注的大事！”环县扶贫办主任白兴时坦言。

道是无情却有情

转基因问题无疑是近几年来各方关注、争议较大的话题。2015年10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转基因农产品的机遇与风险”建言献策，“反转”名人崔永元也被邀请到会。会上，“挺转派”和“反转派”进行了激烈交锋。虽然达成了一些共识，但仍有分歧。

最终，俞正声主席用“这里只是提供一个平台，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形成共识当然好，形不成共识增进共识也好啊！再退而求其次，大家求同存异，各自保留意见，但起码做到了知己知彼也是不错”的幽默总结，缓解了气氛，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大家在一起聊聊嘛。”多么通俗易懂、多么亲民的一句话。用全国政协常委、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庄的话说，“协商式监督不仅可以更加广泛地集合民意，还让监督‘道是无情却有情’，故而‘绿叶扶红花，相伴总相宜’”。

可为什么过去监督得少呢？

害怕“枪打出头鸟”，担心破坏团结，是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鼓励大家敢监督、善监督，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首次提出“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邓小平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在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方针，提倡热烈而不对立的讨论，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励尖锐而不极端的批评，努力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民主氛围。”时隔36年后，俞正声主席在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会上的这几句话引起国内外舆论关注。它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的胸怀。

协商式监督，协商是方式和原则，监督是手段和途径。

对于如何更好地推进协商式监督，俞正声主席进行了诠释———要树立“公、和、诚、实”的理念：开展监督必出于公，秉持公心才能坚持真理、敢于担当；必出于和，和合包容才能增进共识、凝心聚力；必出于诚，坦诚相见才能有效沟通、相互理解；必出于实，实事求是才能找准症结、破解问题。“公、和、诚、实”四个字，凝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切合人民政协的准确定位，同时充分表达和聚合民心民意，确保政协的民主监督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正如全国政协委员许皞说的那样：“有了这样的调子，我们开展监督就有了底气。”

因为“协商”二字，民主监督从政协的一项职能成为了一种文化；因为“协商”二字，政协民主监督成为了一个品牌；同样，因为“协商”二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

人们期待着———协商式监督让未来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