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8日，第三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第二天，北京的一间会议室里，不同身份的人坐在同一个屋檐下，持续了一整天，进行了两次圆桌讨论，13个人上台作了报告。

主办方为财政部、教育部和北京大学共同设立的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该所副研究员宋映泉解释，讨论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学前教育的办园体制、质量、监管和成本分担。其中，成本分担是教育部交给的政策研究任务，而监管和办园体制，是来自财政部的科研要求。这次会议“得到了两个部委的大力支持”。

“我们从10月份就在筹办这个会议，原本只是想邀请学者为主，进行单纯的学术型讨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之后，我们就把主题改了。”宋映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想借这次机会，让不同身份的与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学前教育面临的成就、挑战、问题和对策进行讨论。”

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者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一条又一条的问题被罗列出来

作为北京民办幼儿园日日新学堂的创始人，王晓峰称自己为“家长办学者”。这个头衔，他更在意“家长”这两个字。最初的办学初衷，也是觉得“找不到满意的学校”。

前不久，日日新学堂所有的教学区域，都被主管部门要求装上了监控设备。但在王晓峰看来，这种“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方式”，实际上“效果很有限”。

“如何切实地避免我们的孩子受到伤害，这是一个难题，仅仅靠政府的监管，很难做到位。作为一位家长，作为一位家长办学者，我认为只有充分开放社会资源，发挥家长在幼儿园建设中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这一问题。”王晓峰说。

他认为，比起肢体暴力，幼师的态度和情绪等冷暴力，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更甚，“监控也无济于事”。

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的一位普通家长，对此深有感触。她告诉记者，她的孩子5岁，在当地一所民办幼儿园就读。幼儿园老师会号召班里的孩子们，孤立疏远那些“上课调皮”的孩子，不理他们，不和他们玩。

她不认可这种做法，试着和老师沟通，但没什么效果。她直接去找了园长，情况才有所缓解。

“教育理念差太多了，我跑遍了市里的幼儿园，找不到满意的。”这位母亲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回到老家创业。然而孩子在幼儿园遇到的问题，让她动了回北京的念头。“起码，把孩子送过去，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她也解释了自己没选公办幼儿园的原因。前些年，当地的公办学校统一取消了学前班，民办幼儿园仍会在教学中加入原本属于学前班的课程。这导致公办园的孩子升小学时，比民办园的孩子少学了许多东西。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张燕的报告中，取消学前班的行政指令，属于“过度的人为干预”，体现出一种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单一标准化的办园取向。

一条又一条的问题，在这个关于学前教育的论坛上被罗列出来，摆在台面上讨论。这些问题包括入园难，入园贵，从业人员收入偏低，少部分从业人员职业操守、专业伦理缺失，行政部门联动监管“缺位”或存在“盲区”，卫生保健人员配备不足等等。

这些问题密集而沉重，曾零零星星出现在网上的言论中，家长的口中，以及专家的研究报告中。

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的学前教育，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上半年，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出台《学前教育法》。下半年，发生在幼儿园的种种虐童事件，从上海到北京，从大都市到中小城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讨论。“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问题”，出现在中共十九大后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部署里。

金字塔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

河南一所公办的省级示范幼儿园，每到招生阶段，网上排队报名的人数，便会飙到实际招生人数的成百上千倍。

“第一次实行网上招生的时候，几分钟就招满了。第二天，没摇到号的家长们把幼儿园的大门都堵了。”这家公办园园长感慨。

对于这种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研究员佘宇的解释是，目前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集中在城市或县镇公办园、机关园，尤其是优质示范园。

作为民办园园长，王晓峰也觉得，开放给公办幼儿园的教育资源太多了。他注意到，2011年，广东省政府8所机关公办园，获得了6863万元财政拨款，远超民办园的投入。很多公办幼儿园“每年都在发愁钱怎么花出去”，与此同时，大量的民办园捉襟见肘，“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这些资源不仅仅指财政资源，还包括教育培训等各式各样的资源。

“我认识一个公办幼儿园的朋友，他说他们的老师，都被教育部门培训得‘恶心’了。而我们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呢，想被培训都没有机会。”王晓峰感慨。

他觉得，民办园教师整体素养不足，或许也是“一些极端情况”出现的原因。

会议上展示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量民办幼儿园，由于缺乏来自教育财政的成本分担，使得这些幼儿教师一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量，一边拿着极低的工资。

甚至，一些基层的公办幼儿园都很难留住素质较高的老师。一位与会学者谈起自己调研经历时说，他发现许多农村的公办幼儿园，“校舍在，孩子在，老师没了”。

不止一位民办园园长在这次论坛上呼吁，开放更多的社会资源给民办幼儿园，比如财政投入，比如师资力量，比如对土地或房产的使用。

有些在一线城市办园的民办园长，好不容易把幼儿园办成了，房租却涨了，不得不重新寻找办园地点。

在中部某一个县，县政府以没有土地使用证为由，拆除了41所民办幼儿园，让不少办学者担心自身的处境。有学者推测，此举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当地公办园的占比和招生人数。

国家统计局《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统计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全国共有学前教育学校24万所，其中，公办幼儿园仅有城市1.74万所，农村6.82万所。

无论是办园数量，还是在校幼儿人数，民办幼儿园占比都超过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民办园，都是规模较小的地方性运营商。只有少部分民办学前教育机构，打造出了特有的品牌，形成教育集团并开始扩张。

如果将目前中国幼儿园的整体状况比喻成一座金字塔，立在塔尖的是高品质民办幼儿园，中间夹着一层公办幼儿园。塔底最大一部分空间，被低层次的民办幼儿园所占据。

2017年5月24日，中国的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左右”。

普惠性幼儿园这个概念，指的是公办幼儿园以及由政府出资补助并制定收费标准，均衡教育资源配置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冯晓霞认为，大力发展具有公办性质的普惠性幼儿园，才是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的方法。

她曾在一篇论文中提到，政府应当“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建一批面向大众、特别是优先招收社会中低收入家庭幼儿的普惠性幼儿园”。

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

佘宇坐在台前，从入园问题到幼教人员问题，一条条地列出来，再一条条地谈自己的应对建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政府要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应当给民办机构、多样化需求留出空间。”

他认为，政府在学前教育中，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监管、托底保障和提供资源。而公办园和民办园哪个占主体，“或许不是关键所在”。

张燕在报告中提到，政府往往倾向于，给原本已经很优质的公办园增添更多硬件设施。与此同时，多元化、多样化的幼儿教育，却正在面临着生存困境，“民办教育受挤压，自办园遭取缔”。

在场的几位学者都认为，对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应当“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应当优先投向人力资源，保障幼儿园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最终才能促进质量的提升。

“公办园的生均办园成本，远高于民办园。政府财政在优质幼儿园中的成本分担比例高，而在普通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中的分担比例极低。这不利于促进学前教育的公平，也不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效益。”宋映泉指出，“政府的责任，是保障弱势群体进入有质量的幼儿园，而不是扩大不公平。”

冯晓霞同样也强调了“雪中送炭”。但她也认为，从学前教育的公共服务性质来看，如今我国的民办园，在幼儿园总体结构中所占比例过高，这其实并不合理。

“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让幼教行业迎来政策和人口红利。在投资机构眼里，幼儿园是‘现金奶牛’，是暴利的行业。当资本快速进入，形成巨大的幼教产业集群，其消极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虐童’事件频发。”她说。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学前教育机构主要包括教育部门办园、机关或事业单位办园、集体办园和私立园4种。带着公办性质的前三种占了幼儿园总数的90%。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和第三种幼儿园被大量关停。

论坛结束后，夜幕已经降临，她与宋映泉仍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沙发上，继续讨论幼教话题。

“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逐步理顺，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进一步落实。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普遍建立，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遇保障机制初步建立，师资力量进一步加强。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管体系基本形成，办园行为普遍规范，‘小学化’现象基本消除。”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中写着。

“仅仅有好的政策是不够的，能不能执行到位才是关键。”冯晓霞说。

“政策是为了让儿童更好地成长，而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这是民办幼儿园园长王晓峰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