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久经磨难，如今100多年过去，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天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是时候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价值。

中华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其中重要的文化精神是儒释道合一，这三家共同特点是顺应自然。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天地人三才中，人类因为有分辨能力具有特殊性，所谓“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有能力也应该全面认识自己，通过认识自己在万物中的地位规范自己。中华文化根本特点是自觉和自律。自觉就是认识到人类跟万物不同，成己成物；自律就是要求人类管理好自己，不能做不该做的事情。我们把这种自觉和自律总结为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早在西周就已经确立，而西方到了近代才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有了理性智慧的发生和发展。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政治家、哲学家都在反思西方文化的片面性，提出要建立新的人文精神，而且几乎一致认为，要到东方、到中国去寻找。上世纪末有一本流传甚广的书籍，肯·威尔伯的《事事本无碍》。他对西方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思维模式做了全面反思，认为西方二元思维造成人类的灾难痛苦。“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开始同意物理学家卡普拉的看法：‘现代物理的两个基本论点，反映出东方人的世界观’。”这两个基本论点就是钱学森先生经常提到的系统论和整体论。威尔伯通过卡普拉的观点告诉人们：“现实世界是不可分割的形态。”他甚至借用佛学用语“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继而道：“西方科学一路颠颠仆仆所挣来的知识，东方人早知道了。”当代著名化学家，197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普里戈金在其著作《从混沌到有序》中译本序言中写道：“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胚胎学家李约瑟在西方科学机械论思想中无法找到适合认识胚胎发育的概念，失望之际，他转向唯物辩证法，转向中国思想，从那以后，李约瑟倾其精力研究中国科学和文明。尼尔斯·玻尔认为李约瑟的互补性概念与中国的阴阳概念极为接近。

进入现代社会，西方重举新人本主义大旗，为的是将人从财富牢笼中解脱出来，成为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伴随科技高速发展，人们更容易被“物”蒙蔽，现代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如生态破坏、衣食住行不安全感、沉湎于虚拟世界等等，都在剥夺人们对幸福的感觉。科技成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在奴役、束缚人类。比如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一刻没带就会心慌，不知道到底谁是主人，谁是工具。

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人既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即保持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主宰，而是要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的结合，确证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现在我们进入21世纪已近20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状态还在继续调整，但我们已经看到世界文化正主动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不过，针对流行的“国学热”，我不主张轰轰烈烈，这样可能导致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应提倡不绝如缕地学国学，让大家慢慢地，一代一代地继承，学习最主要、最精华的东西。此外，当前还有一个问题比较严重，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精准地了解传统文化中的道理，只是道听途说，曲解其原意。另外，许多年轻人说起西方文明头头是道，却不了解我们老祖宗的文化。华夏泱泱五千年文明，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历史，许多自然、科学常识也惠泽后世。比如在中医治疗中，无论是诊断还是开处方，首先参之以时令节气，乃至严格到选择药材的产地和生产时间。当前西医在治疗病患中，借鉴中医方法，在标准化、流水化之外，因人因地不同对待。所以，我们要深入发掘、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从基础教育做起，让孩子从一开始，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