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底很快就被揭开。它竟然是由玄奘奉诏翻译的佛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首写的一段文字，让它的秘密真相大白：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百廿三/第三分方便善巧品第廿六之一——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夏立栋介绍，2017年他们主要的考古发掘区域包括东区北部下层遗址群和东区南部遗址群。这件文物就是在东区北部下层新发现的一座塔庙寺中心柱窟倒塌和堆积层内发现的。出土时，这件文物有20多厘米宽，18厘米高，保存较好，体量较大。

“这次考古发掘我们在东区北部下层区域新发现1座塔庙窟，1座佛殿窟以及窟前平台和寺院北侧墙垣遗迹。通过发掘，我们确认了寺院北侧墙垣以外为淤泥堆积层。这个区域与早期冲沟相连，用于寺院排洪。同时出土的文物还包括后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元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姚秦鸠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隋《佛说妙好宝车经》等佛经写本。这也是我们这次发掘中最大的收获。因为这次发掘出了大量的佛经残片，有汉文，也有回鹘文。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世俗文书，证实了一些历史上我们不曾知道的情况。”夏立栋介绍。

此次发掘还发现了“日月星辰”纹样织物及陶器、木质建筑构件残件等。其中“日月星辰”纹样织物为高昌地区首次发现的织物纹样。这件文物为一方形织袋，正面织染的红地白色图案。中心为日形，由双重圆形及外围一周光芒射线组成。日形图案右侧为一道弯月，其中为联珠纹，弯月右侧为珠状光芒射线。日月外围零散分布有较多五角星图案，中心为空心五边形，外围有弧线和光芒射线。织物背面为黑色素面。

在东区南部区域，考古工作者新发掘2座僧房窟。在僧房窟东侧、南侧区域皆发现成层分布的土坯墙体，墙体内侧涂抹石灰层，可能为其他僧房窟遗址。出土了较多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残片和世俗文书、回鹘文钱币、纺织物及木质建筑构件等遗物。其中世俗文书为1件《某年丁谷寺借贷麦粟契》，内容为丁谷寺（即现吐峪沟石窟寺）与其他寺院借贷麦、粟的契约文书。

夏立栋说：“丁谷寺在敦煌文书里有记载，而且这件文书里出现了几处寺院的名称，说明丁谷寺与其他寺院有较多的经济往来。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除丁谷寺外，在吐峪沟外的高宁城内也有寺院，并且与丁谷寺有较多的关系，而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关系。”

再认真仔细查看玄奘奉诏译的这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研究人员有了更多了解。佛经自传入中国后，多位高僧进行过翻译。而当时翻译佛经必须有译场，扬州、长安、凉州当时都设有译场。此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大乘佛教的佛经，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吐峪沟多次考古发掘可以看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还有个从中原传向西域的过程。玄奘奉诏翻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由长安译场翻译后，传入凉州，再传入高昌地区，这条路线十分清晰，说明佛教西来东往的路径也是很清晰的。

“虽然这件文物上明确写了‘玄奘奉诏译’，但我们无法判断它是由玄奘亲笔写成的，因为没有发现后面确切的记载。再加上当时长安、凉州都有译场，译场里有专门抄写经书的人员，这可能是这些抄经人员写的。我们此次共发现150多件佛经残片，全为写本，没有一件是刻本。这些佛经书写都很规正，每行20字左右，字体很漂亮，基本上都是行书体。”夏立栋说。

此外，他们还发现少量朱书文书，有些还带有纪年，只是因为残片太小，字迹太少，还无法辨认其内容。

短短两个半月的考古发掘，吐峪沟再次让人看到了它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占据的位置。对此，夏立栋认为，吐峪沟发掘为重新认识吐峪沟东区北部石窟寺院的整体形制布局、寺院下层院落范围提供了新资料。东区北部下层一座编号为E57的石窟是3个不同时期营建，具有明确重修改建关系的洞窟，这为判定不同洞窟形制的相对年代提供了最直接的叠压打破地层证据，为构建高昌石窟寺群的分期序列和年代框架提供了新线索。东区南部僧房群与东区南部下层塔庙窟、西区南部塔庙窟、佛殿窟等礼忏供养性洞窟时代相同、位置临近、功能关联紧密，这为探讨回鹘时期寺院形制布局、功能分区和吐峪沟回鹘时代石窟寺营造情况提供了全新资料。“最主要的是，这些佛经的发现，更清晰地表明，吐峪沟是佛教西来东往的重要节点。这也印证了吐鲁番地区是中西文化交流交往的重要节点。”夏立栋说。（王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