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4日电(记者 张磊 崔吕萍) 宏观经济的活力来自微观企业的轻装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降低实体经济运行成本的举措相继出台,为企业减负,为经济发展加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看到,实体经济包括制度成本、融资成本在内的一些“负担”,仍然是前行中的羁绊。成本该如何降?“负担”该如何减?全国两会期间,多位经济界别委员给出各自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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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微观成本和宏观成本一体联动,提升社会的诚信水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今年及今后经济工作的主线,降成本是其中重要内容。降成本,分为降微观成本(企业成本)和宏观成本(制度成本)。前者是企业的事情,后者是政府的任务。少数企业成本高,那是企业成本控制没做好。若多数企业成本高,那是宏观成本导致的。所以,当前降成本就是指降低宏观成本,也就是降低制度成本。”谈及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达了他的看法。

“过去,我国的发展是低成本、低附加值;现在的发展面临高成本问题,但依然是低附加值,这就导致经济发展的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从低成本变成了高成本?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制度成本高。”在刘尚希看来,高成本固然来自资源错配和资源环境风险约束趋紧以及人口老龄化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加大,而更为关键的一个原因当属社会诚信缺失导致成本提高。

“社会诚信缺失,风险水平上升,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就会全面提高。经济运行是相互关联的,其中一个企业不守契约,会影响一串企业。若企业普遍不讲诚信,则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会大大增加。融资成本高,也与诚信不足引发的风险扩大直接相关。为规避风险,金融机构采取了过度的增信措施,最终都会添加到融资成本的账单上。”

降成本,刘尚希认为,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步伐,这里有七种途径:一是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二是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大力破除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三是加快科研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四是加快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充分有效配置;五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减少金融扭曲,破除“钱多反而贵”的悖论;六是加快财税改革,从收钱、花钱方式来倒逼政府职能转变;七是加强和完善经济法治,保护产权,稳定预期,提升社会诚信水平。

金融风险防控,加强金融监管,是降成本的关键一环

作为金融行业里的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表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密切相关。“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是必要的,防范金融风险和发展实体经济这两个方面工作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只有把防范风险的事做好了,金融机构才能更加聚焦、聚力实体经济。”胡晓炼表示,把金融风险防控住,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对实体经济来说颇有意义。

“同时,也要防止有些政策在执行中处理得不好,进而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胡晓炼举例表示,在严监管的环境下,一些金融机构在处理业务时,对小企业的支持缩手缩脚。从不良贷款的结构看,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不良贷款的发展率确实较高,但作为金融机构要苦练内功,提升自身风控、管理水平。胡晓炼还表示,在未来工作中,作为金融领域的委员,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进行积极调研,为国家政策制定、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积极建言献策。

降成本,释放科技创新企业活力,减税降费也是重要因素

“企业研发活动从投入到产出,无非两种结果:一种是研发成功,成果取得专利权、版权等权益,甚至还有商品化收益;另一种是研发失败,没有回报。如果以结果论英雄,很多人的付出或许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但如果不鼓励尝试,甚至不鼓励“试错”,我们距离成功只会越来越远。”已经是晚上9点,经济界别委员驻地,大堂里的人渐次退去,但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李香菊出现在本报记者面前时,依旧精神饱满。李香菊的教学科研方向是财政税收,面对记者采访,她把话题锁定在为科技型企业减税降费上。

“无论研发活动在哪个阶段,都需要税收激励,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研发加计扣除等优惠主要集中在研发投入阶段,且优惠力度有限,成果转化阶段的激励相对不足。”科研成果出不了实验室,直接受损失的不仅是科研人员的热情,更有经济发展的质量。对此,李香菊表示,要建立覆盖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税收优惠制度,加大研发成果转化方面的税收激励。

李香菊建议还可以增加企业研发税收优惠力度,扩大税收优惠扣除范围和加大扣除力度;增加高新技术人员的个人所得税优惠等。应促使对于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由量向质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