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0日电（记者 王泳）一定要让有形和无形之手之手同时发力，筑牢金融“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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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多位委员在小组讨论期间，几乎同期发声，呼吁金融部门警惕风险，并纷纷就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个人方案。

金融风险又是重中之重

2017年5月，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周桐宇随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在辽宁大连围绕金融体制改革调研后，对新形势下的金融风险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部分企业融资过度，风险问题凸显；银行压贷抽贷导致金融风险加速；传统经济转型速度较慢，导致局部区域性风险隐患剧增。

“在金融创新较快、混业态势明显的当下，金融风险点开始增多。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多名成员提出，要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高度警惕。”3月7日，周桐宇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应严控风险系数，防范局部局部隐患引发市场震荡。

周桐宇说，当前在互联网+的驱动下，催生了很多新金融模式和新金融产品，各种可预见、不可遇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并相互影响，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对传统金融的冲击是颠覆性的，金融业创新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涉及金融、经济领域，甚至会上升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首要任务，其中，金融风险又是重中之重。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小组讨论期间指出，应考虑防止债务处置不当，引发新的风险。在防控地方金融风险时，如果对地方债、地方隐形债务等采取的措施力度较大，基础投资增长的速度会适当减缓，经济中速增长的平台重心也可能会适当下移。

“化解防范金融风险，在一些地方可能会适当降低增长速度，但是经济质量会得到提升，这对于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是有利的。”刘世锦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表示，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比2016年高出0.2个百分点，但各类金融风险正在逐步显露。要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杨伟民认为，防范金融风险最重要是防范金融系统自身风险。他认为，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总体可控，但仍然处于风险易发多发期，银行不良资产反弹压力较大，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不健全，影子银行存量较高。这些不健康现象和国际上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

政策监管首先从信息开始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金融监管首次提出，健全对金融控股公司等监管。

“要加强监管，而不是放纵和放松。”杨伟民说，应在控制货币总量和信贷增量的同时，坚决补上监管制度漏洞。

而周桐宇认为，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首先应在政策监管上规范依据，尤其需要信息的共享与统一的标准。

据介绍，目前商业银行为企业办理融资业务，主要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企业银行融资情况，对企业债券融资、融资租赁以及其它多元化融资信息没有相应的获取渠道。一旦出现问题，人民银行往往在不了解风险信息的情况下被动提供流动性支持，使得部分金融机构过度投机套利。上述种种，使得国内一些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陷入“事后无限救助-放松风险防控”的恶性循环之中。

周桐宇说，监管部门应在现有的征信系统基础上，统一整合各自掌握的企业融资信息，建立能够展现企业融资全貌的信息系统，帮助商业银行掌握企业融资总量，防范金融公司过度融资。

委员们认可并极力推崇的是，需要从风险形成的源头强化金融监管政策，并将这一政策统一贯彻至各金融经营主体和相关各方。

“对金融市场运行更加注重日常监管，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风险大量积累后的被动监管。同时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监管的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功能监管是一个势在必行的要求。”周桐宇表示。

周桐宇建议，对关乎全局稳定的困难企业，各地方政府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进行信息分享和工作协调，防范风险事件的发生。在突发、重大风险事件的处理上，地方政府协调金融机构统一行动，避免抽贷压贷引发连锁反应。同时，地方政府应协助引入战略投资者，以推动重大资产重组。

在委员的讨论中，发挥行业协会及服务机构的力量屡屡被提及。

委员们认为，可以采用政府购买企业服务、与NGO合作的方式，充分利用好中间机构和行业协会等力量。如支持中国互联网研究中心和中国民营金融研究中心实体化运作，落实互联网金融行业指数、排名等研究产品的开发，做好大风险控制的铺垫工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具有高技术能力的互联网企业参与到信用共享和数据共联平台建设，引导这些服务类企业与各金融企业合作，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和发展生态。”周桐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