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代表了中国审判机关法治理念的升级：不仅关注“大案”，也在意一起判决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决正风俗、定人心的杠杆作用。

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作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在报告的附件中提到了两件民事案子——“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

最高法的报告提到这两起“小案”，别有深意，体现了最高审判机关对于那些直接影响社会风气、万众关注的个案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也认为，司法裁判还承担着社会效果和价值导向的功能，“法院要考虑裁判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司法判决不仅是调整案件当事人的利益，它还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新的规范、新的是非对错标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能以相关司法判决作为标尺，来评估自己行为风险和利益得失。所以，一个司法判决的社会效益，不仅限于案件本身，还意味着司法机关决定要确立什么样的是非观，社会成员将遵循什么样的是非观。

以“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来说，医生正常劝阻老人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老人意外病发身亡，一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定医生向死者家属补偿1.5万元。然而，舆论认为判决损害了社会应有的规则意识，终审判决做了及时纠正，让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

的确，如果见义勇为、正常劝阻不要在公共场所抽烟，这样的行为最终在法律上得到了负面评价，甚至让当事人付出真金白银，那就可能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或者形成了社会冷漠氛围，无人敢挺身而出；或者会让公众形成对于违法者、违规者姑息迁就的消极心态，甚至会让一些违法者、违规者有恃无恐。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对于公平的最朴素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社会舆论中朴素的正义观，是法理的源泉之一，司法专业主义应该发挥司法判决定分止争的作用，引导社会积极向善，给善良者以力量，给勇敢者以保障，在具体司法个案中给出明确的是非观。

“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案”这两起案件的判决，及时回应了民间的焦虑，纠正了之前司法实践中的某种苗头——“谁惨谁有理”“死了人总有人赔偿”，这种倾向极易让法律变成了“和稀泥”，让司法公信蒙尘。

或许，这两起案件在很多人眼中都属于社会性的“小案”，但其被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也代表了中国审判机关法治理念的升级：不仅关注“大案”，更认识到那些情节不大，但影响范围不小，甚至一起判决可能影响社会风气的“小案”，用足了司法判决正风俗、定人心的杠杆作用。就此而言，这两起“小案”价值并不小。

□沈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