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3月13日电（记者 刘喜梅）“同样是花费100元医保资金，如果我们用于晚期恶性肿瘤的治疗，可能只有两个患者受益，即使受益也是有限的，且无论是预后还是生活质量都是较差的。但如果我们从医保资金中拿出10元钱用于肿瘤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就可能让10个人受益，恶性肿瘤患者在患病早期就被发现，不仅治疗效果显著还可以保证患者生活质量。这种将医保资金部分用于预防的做法，近期看似分流一部分医保资金，但由于截住了肿瘤发生发展的源头，远期必然会节约大量的医保资金。”全国政协委员王贵齐认为，在恶性肿瘤的防治过程中，医保资金不能仅发挥保障作用还应该起到健康指挥棒作用，这也是部分发达国家总结出来的经验。

恶性肿瘤早筛能产生可期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王贵齐介绍，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同样是消化道肿瘤的高发国家，政府也曾为此背负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为了降低此类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治疗效果，两国政府充分发挥医保资金的健康指挥棒作用，将部分医保资金专门用于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这种健康指挥棒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呢？首先是医保资金鼓励并保障对主要恶性肿瘤进行规范的筛查及早诊，对于进行了筛查早诊而被发现的患者，其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医保资金可以在现有的支付比例基础上再明显提高支付比例。而对于那些应该筛查而没有筛查的恶性肿瘤患者，在其后期的治疗过程中，医保资金仍维持现有的支付比例。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恶性肿瘤筛查和早诊早治的健康文化氛围，最终使得本国恶性肿瘤的早诊率大幅提高，死亡率显著降低，且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保障。”在王贵齐看来，如果我们国家也借鉴这种健康指挥棒思想，其所能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可观的。

比如，仅以消化肿瘤（食管癌、胃癌及结直肠癌）为例，我国的消化道肿瘤每年新发病例约为153.3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35.7%。但目前我国消化道肿瘤的早诊率还不到10%，如果我们广泛实施早筛和早诊早治政策，以我们国家现有的消化道肿瘤筛查及早诊技术能力，将此类疾病的早诊率提高至30%~50%并不困难。而如果早诊率能够提高至40%，全国就将会有四五十万病人直接受益，初步估算每年可节约医保资金上百亿元。

恶性肿瘤防治可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事实上，将肿瘤等重大疾病防治的关口前移、重心下沉，也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目标和抓手。

“多年以来，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践行的是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我们的医保支付模式目前也只是针对病人的诊治进行支付。而根据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健康观与卫生观，我们需要全方位关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并将这一理念融入所有政策。因此，我们医疗、医保、医药政策也要与时俱进，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做好有效联动——既要在兜劳民生底线，也要满足人民群众防治肿瘤、重大疾病等的健康新需要，从而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王贵齐介绍。

事实上，2016年我国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了恶性肿瘤及主要慢性病的核心考核指标，就是提高主要恶性肿瘤的早诊率及5年生存率，并降低主要慢性疾病的过早死亡率。因此，王贵齐认为，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医保不仅要保证恶性肿瘤等主要慢性疾病的诊治，也要关注疾病的预防，这也是坚持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具体来说，国家在从现有医保资金中拿出一少部分资金，用于主要恶性肿瘤预防如鼓励百姓主动进行筛查及早诊时，也应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如要求各级医疗机构严格贯彻执行肿瘤的筛查及早诊早治行业共识、规范与指南等，以保障治疗效果”。王贵齐强调，只有对于那些有明确的筛查及早诊早治手段，循证医学证据又证明通过这些手段可明显降低其发病率与死亡率的恶性肿瘤，才能使用医保资金即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去筛查与早诊，这样才能用最少的资金实现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王贵齐看来，把主要恶性肿瘤的防治工作做好，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重大慢性疾病的防治也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如果我国的主要慢病综合防治上升到新的层次，也就标志着我国人民的总体健康水平有了较高层次的提升。”王贵齐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