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晔接受新京报专访

希望能促成特教老师待遇提高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周晔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她今年提交了两份关于特殊教育的提案。她希望在全国政协委员的五年任期中，能在提高特教老师待遇和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有所推动。

■ 人物简介

周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十九大开幕式上的直播手语翻译，因三个半小时的手语直播走红网络。周晔1995年开始做手语主播。2012年两会，央视首次引入手语直播，听力障碍人士第一次可以通过直播了解全国两会内容，周晔就是当年的手语女主播。

谈手语主播

翻译总书记报告到了“忘我”状态

新京报：2012年两会，央视首次引入手语直播，你为什么成了第一位手语直播翻译？

周晔：当时选择我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其实1995年，我就在央视做《本周》栏目的手语翻译，当时是一周一次，每次录播20分钟，后来又和白岩松一起做《新闻周刊》，也是录播。再到后来央视改版，改成每天都有直播，时长也从20分钟到现在每天一个小时，我一直在央视的不同栏目做手语播报。2012年两会他们也就自然而然找到了我。

新京报：接下来几年的全国两会、十八大、十九大你都是手语主播，十九大更是创下了三个半小时的手语直播纪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周晔：那种体验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十九大10月18日开幕，17日我去试镜，我问大概多长时间，他们说可能三个小时，接着说，你别想有人替你，就一镜到底。我一听，那只能迎难而上、坚持到底、勇往直前，我能想到的词都给用上了。

其实手语翻译有它的规律，整个过程还是很顺利的。但中途确实感觉到劳累，腰很酸，肩膀也很酸，想活动活动，但动作幅度不能太大，那个时候是非常难受的，真是达到了忘我的状态。以前老说“忘我”，那一次的经历就叫忘我。当时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就是总书记念到哪一句话，我集中精力去听，然后快速反应出来。等到结束，镜头从我身上移开，我说，终于翻译完了！再长十分钟估计都很难坚持了。这真是意志品质的锻炼、挑战和培养。

新京报：未来几年，你都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不会再做手语主播了，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周晔：不会不习惯。角色变了，就要去适应新的角色。当然，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给更多新人锻炼。今年两会的手语翻译，是我们学校另一个老师，反响也不错。

谈政协提案

特教津贴仍在执行1956年标准

新京报：以前两会你都是做手语主播，这一次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感受有何不同？

周晔：以前我是运用我的手语技巧，把两会的内容尽快、实时地传播出去，让听障人士也能和我们一样感受到两会的盛况，了解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做全国政协委员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要去履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

新京报：你今年带来的两份提案都和特殊教育老师有关。能分别介绍一下吗？

周晔：一个是希望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因为教师人员的紧缺、专业人员的匮乏，成了制约整个特教事业发展的核心要素。以北京为例，目前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学校只有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每年的毕业生就三十几个，但北京的特教学校就有24所，加上这些毕业生也不一定都去特教学校，存在流失问题，特教老师其实是非常紧缺的。

另一个提案关于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待遇。特教老师的工作繁重、压力也很大，我们国家从1956年起设立了特教津贴，当时没有绩效工资，执行标准是基本工资的15%，后来一些省市将本地区的特教津贴标准提高到了25%、30%甚至50%，但2011年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后，因为没有上位政策和文件支持，这些提高了的省市又把比例恢复到了国家最初制定的15%。但现在绩效工资是远高于基本工资的，如果津贴还是基本工资的15%，其实少得可怜。举个例子，一个工作十年的特教老师，一个月的特教津贴也就是400元。

新京报：提高特教老师待遇，你的建议是什么？

周晔：修订我国1956年制定的、早已经不合时宜的特教津贴执行标准，结合目前社会整体经济状况，把特教津贴的比例调高，或者比例不变，把基数加大，把绩效工资也纳入计算。另外，特教津贴不纳入缴税的收入。待遇改善了，才能吸引更多人才去做这项工作。

我希望在我这五年任期内，能促成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提高特教老师待遇这两件事。

谈特殊教育

特教让我学会善良也懂得去爱

新京报：1983年你就去了北京第一聋人学校，开始了特教事业。当年为什么选择做一名特教老师？

周晔：其实是父亲给我做的职业选择。他说，特殊教育还有很多问题、还是一个空白，应该好好去研究。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其实真正触动我的，是另一件事。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在全校大会上做手语翻译，我被她的手语震撼了。这个老师的手型特好看，手语既温柔又有力。从那里，我感受到了手语的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要好好学手语，以后一定要做到她那样。

新京报：你的职业价值感来自于哪里呢？

周晔：作为老师，你能不能敏锐地观察到孩子们点点滴滴的进步，那才是获得幸福感和动力的源泉。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些听障学生说话的生理机能并没有问题，但因为听障，语言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我们教学中既要教知识，也要教语言。当一个不会说话的听障孩子，通过教学，突然有一天叫出“老师”“爸爸”“妈妈”时，这就是一种幸福感。

新京报：你和残障孩子之间，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周晔：有很多。我刚到聋人学校一年多，接了一个五年级班的班主任。一次，我发高烧，请了三天假回家休息。休假第二天，班里有三个小孩跑到我家看我，其中两个不会说话，一个半语，只会说一点话。那时候我家交通很不方便，他们是一路打听、一路找到我家的。看到我时，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片药。他们不知道我生了什么病，什么药都拿了一点。当时我真的特别感动。

后来，这几个孩子说，他们想去参加北京市少年宫组织的航模培训班，但人家不招收残障孩子。我一看，都是星期天上课，就跟他们说，老师给你们做手语翻译，老师就是你们的耳朵。那个学期，从9月到12月，每个星期天半天，我陪着他们去上课。后来，他们参加北京市航模比赛，还拿了二等奖。

新京报：这三十五年的特教经历，给了你什么？

周晔：让我学会善良也懂得去爱。接纳残障孩子身上的缺点，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才能用更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导他们度过人生中的某些阶段。

新京报记者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