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广西、浙江、北京、山东、天津等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十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应转变在网约车监管中的角色，规范政府公权力，明确自己的监管者责任。

▲▲让网约车成为供给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践行者

来自山东省的陈雪萍代表表示，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便捷交通新业态，核心是将大量闲置资源与别人分享共享，实现共同获益。网约车运营商通过互联网平台，创造了增量市场，整合社会闲置资源，弥合了供需缺口，解决市民出行难问题，成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化的积极践行者。一方面，网约车为市民提供了多元化的出行选择，丰富的供给方式，大幅提升了打车成功率，让民众出行更加从容有序，使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明显增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为民众出行提供了更加安全、更优质量、更高效率、更加环保的供给，让出行不仅更便利，而且更安全。“网约车服务是典型的互联网分享经济，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新动能。”

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朱惠英等5位代表也表示，在国家政策要求和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一些网约车平台主动输出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进传统出租车行业转型升级，把网约车的制度优势、管理模式以及成熟的技术经验，逐步融合到出租车业务体系中，帮助传统出租车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使服务好的司机有更好的收入保障，“网约车的出现对出租车有正面效果。”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网约车的出现对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疏解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营造诚信社会环境、盘活闲置资源和灵活就业等方面均有助益。

▲▲对网约车应大胆“放”“管”

蔡继明说，2016年7月，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出台明确了行业合法地位，对行业准入进行了合理规范，体现了对新业态的鼓励。但由于各地制定细则的出发点不尽相同，《办法》给予地方的自由裁量权也出现了被误用和滥用的倾向，很多地方在驾驶员的准入方面，规定主要涉及驾龄及违规、犯罪记录，而70%以上的地方细则都将限制扩展到户籍、居住证、年龄等要求；在车辆准入方面规定只有座位数量和安全性能，但很多地方细则中还对与安全运行无关的车型、价位、行驶时间、轴距、排量等诸多要素进行了限制。

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组织部部长叶赞平表示，我国网约车驾驶员获证率只有10%左右、车辆获证率只有5%左右，造成目前我国实际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90%没有获得《驾驶员证》，被利用从事网约车服务的车辆95%没有获得《运输证》。

叶赞平表示，市场供给减少、市场格局扭曲，其结果就是消费者福利遭受损失，具体表现为“打车难”、“打车贵”卷土重来，消费者承受大量损失。

对此，来自浙江省的方中华等5位代表认为，网约车作为新事物，可能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规范监管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另类“设限”。

陈雪萍、蔡继明、朱惠英等代表均认为，地方政府只有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才能促进网约车行业健康发展。叶赞平则建议，地方政府一要大胆“放”。二要聪明“管”。即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降低网约车行业不合理的准入门槛，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增加合法合规网约车供给，在降低网约车准入门槛的同时，应当运用互联网技术，根据网约车行业特点实施更加有效、更加聪明的监管，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效防范各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