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快递外卖的秩序整治力度,严查严管配送员闯红灯、逆行、占用机动车道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对负有交通事故责任、多次严重违法的,纳入失信记录,督促企业落实清退和禁入措施。加强源头管理,对企业新增配送电动自行车,要督促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车辆。”3月26日,公安部交管局会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召开全国公安交管部门视频会,对快递外卖行业电动自行车的交通管理提出明确要求。

骑电动车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已成交通事故高发人群。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作过统计:2017年上半年,涉及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亡道路交通事故共76起,平均2.5天约1名配送员伤亡,骑手的交通违法行为被认为是主要原因。这一结论和我们的观感大体相似。平时在街头上,总能看到几个加塞、闯红灯、超速行驶的,部分在驾驶过程中还存在看手机、接电话等分心驾驶行为,令人不胜其扰。但另一方面,没有人主观上就是想违章的,或者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骑手拿生命送外卖,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超时等外卖,平台也普遍使用按单计酬的考核机制,甚至还有“配送不许超时,否则罚款”“不许出现差评,否则罚款”等规定。在某种角度上,我们现在享受的某些便利,是以代价换来的。

严查严管配送员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需要,是实现道路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途径,但如何让配送员“慢”下来,却是一个综合课题,仅靠交通治理是不够的。道理很简单,外卖是个高度竞争行业,门槛比较低,流动性很大,从业者基本上是新生代农民工,没有职业认同感,交通失信后“全行业禁入”,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合理的动力驱使。而对平台来说,正处于“供过于求”的人力资源市场,似乎也没“慢”下来的动力,这指向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外出农民工16934万人,占全国流动性人口约70%,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9.7%。他们很大一部分都在城市中成长,基本不懂农业生产,也不愿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从事重体力劳动,送外卖、送快递就成了他们主要的去向。

许多人说,平台“唯快是图”的激励机制,将平台本应承担的责任转嫁成为社会风险,有失信失责之嫌,为了盈利只顾惠及客户而忽视配送员的权益,有失德失誉之忧。我认为,这种看法大体上是妥帖的,但只靠道德谴责未必是好的解决办法,甚至许多看似针对平台的对策和建议,最后都有可能转嫁到员工身上去,最典型的就是改变考核制度,给员工买强制工伤保险,结果必然是配送员每单的奖励减少,综合收入缩水。这种风险转嫁的情况,根本上是商家、消费者、配送员这三者的供需逻辑决定的,商家和顾客是有限的,很难去得罪,而配送员是廉价劳动力,体量巨大。需要看到,现在很多互联网平台持续繁荣,巨大的劳动人口红利都是基础,但这不可能是长久之计,今天,随着乡村经济发展,权利意识增强,劳动力在逐渐完成转型升级,近5年来,外出农民工增速继续回落,跨省流动农民工继续减少,这种趋势意味着,将来企业想招到“便宜好用”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它们必须学着去尊重劳动力,加强人们的职业认同感。

在我看来,配送员“慢”不下来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群体的生存问题,需要时间去解决。但就现实而言,生存状况并不足以构成交通违法的理由,该处理的还是要坚决处理,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可以做的是多一份理解,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外卖小哥的不容易,关爱配送员的社会风气正在形成。■王庆峰